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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该理论在过去19个月中已被初步证明失效，即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改至今（截止到2007年2月1日，以下同），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如果按照传统的贸易与汇率理论，中国对美外贸顺差应该相应减少，至少也应该降低一点，但遗憾的是，它没有给“信徒”们面子———中国对美贸易顺差持续增长，由2005年的1019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75亿美元，由2005年6月的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6月的145亿美元。
尽管如此，“信徒”们仍在辩称———贸易顺差没有降下来，那是人民币升值不够，升值6％不行，那就升值16％，甚至升值60％试一试。笔者倒是建议他们立即从书本回到现实，世界已经因“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而变迁。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的经济贸易结构天翻地覆，已颠覆了传统贸易和汇率理论。此前，国与国的经贸关系的基本特征是，各国在本国生产商品和服务，通过进出口的方式提供给对方———在这种模式中，销售额和利润都附着在同一件商品上，属于同一家公司，同一国籍。但随着跨国公司在中国直接设厂，跨国公司品牌的商品中，销售额和利润已经被分离，跨国公司通过OEM，不需要直接制造，却可以通过品牌授权等方式拿走更多的利润。在不需要标注“美国利润”的同时，销售额却变成了“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罪责”。
简单地说，当国际贸易中，商品的销售额和利润分离，分属不同国别的企业，原先建立在销售额与利润同一体上的传统贸易与汇率理论必然失效。
这种新的国际经贸生态是怎样形成的呢？按照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先生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因为政治壁垒和地缘的隔离，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形成了壁垒森严的两种不同经济体。西方国家采用了市场经济，刺激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不断攀升，逐渐形成了一个高价格体系；中国等国则采用了计划经济，造成短缺经济的现实，土地和劳动力等价格一直在低位徘徊，形成了一个低价格体系。就像在长江上建了一个三峡大坝，上游的价格水位很高，下游的价格水位很低。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壁垒降低，加上因特网等高科技跨越了地缘的距离，跨国公司发现，它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种价差，将制造基地搬迁到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从而极大地降低制造成本，为公司构造巨大的新利润空间。随着制造能力向中国的大规模转移，必然带动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等价格的上涨，随之而来的商业和金融服务业则进一步推动中国的价格上涨。与此同时，美国的商品价格则出现下降趋势，以低价著称的沃尔玛的崛起正是把握了这一趋势。
人民币升值解决贸易顺差如抱薪救火（2）
目前，国际经贸关系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基本结构，即随着美国制造能力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美国必然向金融衍生经济升级。由于金融衍生阶段赚钱更容易，美国人消费大手大脚，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消费增长之源；中国则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从世界各地采购原材料，加工为成品后，再运到美国等西方国家销售。此结构中，在中美之间，美国必然持续出现大额的贸易逆差，中国必然持续出现大额的贸易顺差；在中国与原材料提供国之间，中国是贸易逆差，原料提供国则是贸易顺差。但是，从利润流向的角度，在中美之间，美国是巨额的利润顺差国，这种巨额的利润顺差，反过来又支持了美国金融资产的价格上涨。
无须回避，在这种新结构中，只要中国“世界工厂”的基本角色不变，中国和美国之间不可能实现贸易额的基本平衡，而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基本定位至少会持续10～20年。目前，由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发展仍然在上升周期之中，中国对美贸易逆差将在未来相当长时间保持高位，甚至不排除继续上涨的可能。
如果非要把中美间的贸易平衡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那么有两个方法：一、中国尽快超越OEM品牌代工厂的阶段，使得中国制造与中国品牌、中国资本合为一体，但这最多只能是局部实现，因为美国资本、美国品牌和中国制造的结合已经是既成事实；二、中国形成与美国并雄的强大金融市场，可以有足够的金融资产收益养活国民，然后把制造能力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但这在至少10～20年内都是奢望。
非要达成贸易平衡不可的话，那只剩下一个办法———将人民币大幅升值，自废了“世界工厂”的“武功”，将“世界工厂”的历史机遇慷慨地转赠他国。即使那样，美国的贸易逆差仍然不会减少，除非美国人不再消费，或者自己重拾制造。
事实上，试图通过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不仅不能实质性地减少贸易顺差，更可能会刺激更多的热钱伪装成贸易顺差或外商直接投资“偷渡”中国，从这层意义上说，用人民币更大幅度升值来减少贸易顺差，只能是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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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药方”将把“世界工厂”置于绝地（1）
人民币必须更快升值！因为这是中国自身的需要，也是解决中国货币流动性过剩的对症之药。2006年12月15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这是他的主要逻辑，也是人民币大幅升值论者的另一个有力的“武器”。
更加细致的推论是这样的：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会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随着贸易顺差的减少，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增速将减慢，其对应发行的人民币基础货币增速会降低，进而市场上的流动性就会按货币乘数的减少（在成熟的金融市场中，这个乘数在8倍左右）；市场上流通的货币减少了，就会对现在的股市泡沫、房地产泡沫釜底抽薪，有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健康的发展。
对于这个论证过程，笔者认为，央行减少基础货币发行之后的逻辑部分是对的。但遗憾的是，它的基本前提错了———人民币更大幅度的升值会降低中国的贸易顺差。原因在真相之二、之三中已经指出，中国的持续大额贸易顺差是因为当下世界经济新结构所决定的，在这种基本结构不发生质变的情况下，除非中国自动放弃“世界工厂”的发展机遇，中国的贸易顺差在未来10～20年内将长期保持高位。
最重要的前提错了，诊断及其药方必然是错的，尽管坚持人民币应更快升值的人士中有些主观上可能并无恶念，但这个药方客观上会将“世界工厂”置于绝境。
既然“世界工厂”的历史机遇中国无论如何不容放弃，在外汇储备仍将持续增长的情况下，我们又必须解决基础货币投放不断增大、流动性过剩压力不断攀升的问题，这就需要用新思维、新办法来解决它。
目前可选择的方法有三个：一、央行发行票据将市场流通的钞票收回，但需要央行承担票据成本；二、提高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但其副作用是会降低商业银行的资金使用效率，进而降低它们的盈利能力，这将对三大行上市后的中国银行业长期不利；三、通过加息来抑制流动性过剩，但加息和人民币升值一样，会吸引更多的热钱伪装成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潜入境内，造成更大量的基础货币投放，流动性愈加失控，犹如火上浇油。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打到流动性过剩之“蛇”的“七寸”上呢？在笔者看来，这个“七寸”就是，基础货币发行导致流通货币乘数放大，这个6～8倍的乘数放大，就是流动性过剩的“魔法”之源。
最近，一种创新的“降魔之法”已被提出，并逐渐为金融决策层所认可：国家可以成立一个经营外汇储备的专门公司，通过发行特种国债，向市场上收集人民币，再到中央银行那里去买外汇。这个办法不会违背现有的相关法律。
这一创新妙法堪称一举多得：一、有利于将央行的外汇流动性管理和外汇投资功能分开，使央行的职能更加纯粹；二、成立了国家外汇经营公司，使得中国对日益增大的外汇储备有了更直接高效的操作办法，并有可能获得更佳的投资回报；三、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通过向市场发行人民币的债券，可以收回流动性过剩。
这堪称解决流动性过剩的生花妙笔。因为，发行人民币债券正好可以收回因兑换顺差投放基础货币导致的流动性过剩。比如，原来，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