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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对于李大钊的牺牲，我们应该更多可惜的，是他不能再为革命多做贡献了。
一个人要活得有意义，人生是短暂的，死是一生的结局，有光荣而死，有罪恶而亡。个人的享福莫过于皇帝，他的存在也不会超过百年。历史是几万倍的百年，这几万倍的时间将咒骂他这渺小的一生。一个英雄，一个谛造历史的英雄，象陈胜、吴广吧！他们的功绩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年，芳名却永远留传，没有人能“杀死”他们。我不知道自己祖先的名字，连曾祖父也不认识，却记得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事迹。为真理而死，历史将永远铭记。革命者可以毫无畏惧去死，庸人所以不敢，是因为迷恋这百年的生活——历史的几万分之一。
一个人活着，若不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不是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那么，他活着将十分危险。除了真理，所有的东西，不光人民可以满足他，敌人也可以满足他。那么他将跟着谁呢？那就看谁给得多，谁就占有他。那么，这将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6月15日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所有勤学的人都是聪明的人。古今中外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无不是“读书破万卷”而造就成的。他们的天才表现在善于接受新事物，敏感，记忆力强，善于观察和分析事物，能从大家熟视无睹的生活中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找出规律。还在于他们有坚忍不拔的意志，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从苦练和实践中得来的，不是与生俱有。爱迪生说：“天才是一分灵感加九十九分的血汗。”就是这个道理。
知识才能又象是一把刀，开始使用锋利无比，要是任意砍伐，缺乏耐心保养，也会迟钝。聪明人还得善于思考和工作。年青人比老人有生气、有能力。但青年时代不好好学习，到老来并不因为资格老经验多就受人尊敬，只有不断学习才能不失其光辉。
9月14日 同学们说我“爱出风头”。我检查自己并没有这种意思。我虽是有许多缺点，好表现自己，希望得到夸奖，总想超越别人。这都怪自己修养不好，不善于掩盖自己的感情。其实每个人都想把事情办好，办得出色，得到别人的赞赏。如果这叫“出风头”，我想也是不错的，首先他必须有“出风头”的本钱，要不断创造“出风头”的条件。这一来，一个人的才干就得到提高，正如虚荣心是一个人的弱点，有时它又是成功的推动力。我们的国家正需要有才能的人，只有在专制社会里，“爱出风头”才会受到讽刺和打击，因为他们之间的利益是冲突的，彼此是仇视的。他们总是一部分人想统治、压迫、剥削另一部分人。我们却希望人人都能为社会主义事业大“出风头”。所以“爱出风头”不应该被看成是有害的。
1月3日 一个人能否有成就，跟他的心力、情操，周围环境有很大关系，尤其是社会最为重要。勇士加理想还不能成为英雄，要靠宝剑，要靠战场，所谓“时世造英雄”。一个社会所推崇、允许和纵容其发展的东西，就容易有成就。反之，受到压制和反对，就很难得到发展，最终还会被埋没。能在受压迫的情况下努力抗争，才是真正的英雄。历史上有过许多这样的人物，他们的身世与他们后来的名声很不相称。在他们成名的时候，也许自身已看不见。伟人都是先知先觉，他们往往走在别人的前面，与人群是不相容的。待到人们感知他们的真理时，生命已不容他们存在。所以历来统治者得到眼前的利益，革命者则得到未来的芳名。而世上有雕成英雄的石块，也有湮灭海底的珍珠。幸运的石头只有几块，倒霉的珍珠却是无数。
古往今来，文人多蹉跎，屈原投江自尽，司马迁惨遭腐刑，杜甫潦倒一生，白居易放逐千里，五柳先生则隐居山林。凡此种种，可见世上原来就不公平，只有那些无爱于人类的奸诈小人在飞黄腾达。（待续）
一、人生初始——天真美好（4）
1955年7月，我初中毕业。当时班上有个保送生名额，论成绩和各方面的条件，班主任极力推荐我。但因为我有个“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符号，最后还是被校方否决了。后来凭借招生考试，我仍然顺利地再次走进了一中。
升上高中，意味着离大学不远，也知道自己已经长大，我开始有了理想和目标。此时，在学校里，我仍是顺风顺水，受到老师的赞赏和同学的羡慕。那年我光荣加入青年团，通过劳卫制二级考查，还担任班级体育委员，我的一篇小说在全校作文竞赛中，跟高二、高三老大哥同台比拼，竟获得二等奖。那一学年结束，我是屈指可数的几位“三等甲学生”之一，老师和同学对我仍然是刮目相看。呈现在我面前的依旧是美好远大的未来。尤其在我读高一、高二这两年时间里，我有幸得到班主任孙鲲化老师的教诲，他同时又是我们的生物老师。他的智慧和教书育人的巧妙更是令我终身难忘。
还在我读初中时，就常听高年级的同学谈到孙鲲化老师善“抓题”，每年高考的生物题，十有八、九被他“猜”中。难怪一中每年报考医农科的学生十分踊跃。还说孙鲲化老师特“怪”，给学生评分，从不给一百分，最高只能得九十九分。理由是满分等于到顶，难道就没有不懂得？无形中让你对知识有一种永不满足的鞭策，不能不说是“老谋深算”。同样，他也从不给学生记零分。理由是学生上他的课，不可能一无所获。这真是“通情达理”，充满自信。也许基于这种“怪”，学生背地里总直呼他的大名“孙鲲化”，却又毫无戏虐的意思，而是更加尊敬和亲近。叫“孙老师”的有许多人，凡姓孙的教师皆然，唯独“孙鲲化”才是他的专利。
当我有幸直接聆听他的教诲时，才知道“孙鲲化”三个字确实名不虚传。上他的课特别轻松愉快，不会有一种令人厌倦的感觉。有时他一进教室会“东拉西扯”，捧个标本，指指点点，说长论短，偶而掺杂几句俏皮话，让你忍俊不禁；或指着挂图，“谈天说地”，问这问那，让你目不暇接。不知不觉下课铃响了。按当时凯洛夫教学五环节衡量，这根本不象“上课”。可是回家打开课本瞧瞧，会惊喜地发现，老师讲的全在书本上，印象特别深刻。难怪学生常说“生物课好学”，而不说“孙老师教学好” ，是有道理的。说一位老师“教学好”，可能指他在课堂上才气横溢，颇有教者风度，但未必学生都“学得好”。而能让学生觉得这门学科“好学”，就不光是要“教得好”，还必须善于将学科知识化为学生易懂又能掌握的东西，应该说是一种更高的艺术。
孙老师在检查学生掌握知识方面也有一套与众不同的道理。有一次，他竟考查我们“阿姆斯特丹乳牛有多高？多重？乳房直径多少？”我一看题目就傻眼，但很不服气，认为这是“偏题”，反问老师，为什么不考种牛是怎样培育成功？有哪些优点？我认为这才是重点。孙鲲化老师高高的额头闪着亮光，眯细着眼睛瞪着我似在深思，然后不紧不慢地对我说：“科学从来是重视数据的。凡教科书上有的，都是重点，是专家们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才编进去的，字字千钧呀！”
孙老师的教诲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从此我养成了认真读书的习惯，不光对文科教材，连数理化课本也一一细读，不敢妄抓“重点”。尤其是数学，觉得数学家编课本，对数字可能毫不吝惜，使用文字却特别小气。所以别人是“做”数学，我更喜欢“读”数学，里面的公式、法则、定律我可以倒背如流。这算不算一条经验，我不敢肯定。但孙鲲化老师的启发，我永远记住了。这是一位良师不光善于教学，更会育人的所在。此外，孙鲲化老师有不少口头禅，如“各有千秋”，“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当年常在学生中作为戏语留传，却不究其深意。直到离开学校以后，进入社会，细加咀嚼，才觉得颇具生活哲理，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这一段难忘的回忆，我曾经在母校出版的《校友报》上发表过，得到许多认识孙鲲化老师的校友们的认同。我再次在这里写出来，更是为了对孙鲲化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
对我来说，人生初始，是纯真，美好，富有理想的，但也不乏天真和幼稚。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二、人生转折——一场运动（1）
1957年秋，我升上高中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