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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后，我同欠木到附近的山头蹓跶了一下，感到野外的空气格外清新，四周静寂而荒凉，显得有点神秘，远处山恋起伏，看不到水库的踪影，大概离工地还有一段路程。怀着好奇的心情，我们开始小心翼翼地等待即将来临的生活。
第三天开始下工地劳动，起初工作量不大，做些填大坝前的准备工作，比如清除山坡上的杂草，以备将来开采红土，还有修筑道路，清理坝基等等杂活。民工仍在不断地进场，又有两个相识的也来到工地。同是读过几年书，“臭气相投”，四个人便经常在一块，无论出工收工都说说笑笑，日子过得也挺舒心，不知不觉竟度过了半个月时光。（待续）
六、人生磨练——上工地去（3）
11月8日，工地召开大型“誓师会”，提出“奋战七十天完成大坝填方任务”的口号。我当时信以为真，以后不时在计算过去的天数，一心一意盼望完工的那一天，可以凯旋归来。其他民工根本不信这一套，不时把口号当成笑料来讽刺，后来事实证明，过了两个“七十天”，还没有完成任务的一半。
开始给大坝填土方，我就被分配去推独轮车。这工作以前从没有干过，最初只能推一两担土，还常常半路翻车。但是我学习的劲头很足，不久就掌握了要领，载土的担数逐日增加，最多一次能运上千斤红土。不光独轮车、胶轮车、板车、牛头车我都能推、能拉。技能也日见熟练。那些日子手掌疼得厉害，手臂僵硬，一下子抬不起来，吃饭时，连筷子都拿不稳。可我坚持着，凭着年轻力壮，肌体上的磨练，我从不叫苦，只感到劳动的快活，精神上是无忧无虑的，甚至连家里的人也给忘了。
后来有一天，食堂事务长派我们四个“读书人”出公差，去一个山区小镇上运米。一早我们就出发，四辆独轮车咕噜咕噜地沿着山路奔跑，两边翠竹绿柏婀娜相送，还有晨风岚气随伴，不免心旷神怡，十几里路一会儿就赶到。大家到镇上转悠了一圈，就买好米装上车，开始回程。
可是两袋共四百斤的大米压在独轮车上，就是平地也得费点神，何况在崎岖的山路，路面上到处龇牙露齿地裸露着破土而出的石块，独轮车象一只在大浪中跳跃的小艇，两只手臂震得发麻，连身子也跟着颤动起来。此时才知道这是个苦差事，只有我们四个黄毛孩子才不知好歹领了。遇到爬坡，大家不得不停下来互帮，就这样推推停停，回到住地已是狼狈不堪，累如喘牛。看看早已过了下午出工时间，就是到了工地，恐怕也没有力气干活，大家便约定留在工房里休息。
不料傍晚中队长收工回来，一见到我们就咆哮起来：“你们四个*呀！上午运一趟米，下午就得休息。这里是工地，不是疗养所。告诉你们，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这是不祥的预兆，果然风暴随之就来。恰巧第二天晚饭后，我们四个人到供销站买东西，回来晚了，正值中队长召集民工开会。看见我们立即大发雷霆，当着全体民工硬说我们“一贯自由散慢”、“目无领导”，威胁要在大会上“斗争”我们。
我心里难过极了，本是自愿来到工地，想好好表现一番，得到好评才回去，想不到弄成这种局面。
在中队长看来，知识分子被送到工地来的一定不是好东西。虽然书上和报上不会这样讲，但现实的确如此，中队里就有两位“右”派分子，是被街政府遣送来的，他们虽然在参加劳动，仍然受到管制，不许“乱说乱动”。
也许中队长早就对我们存有成见，这种成见一旦爆发出来，就会变为公开的对抗。听说在中队长的本子上就记着我的名字，不知他把我看成是一个怎样的人。有时一个人的好坏，不是由自己的行为来决定，而是要看单位领导对你的印象如何：他说你不错，你就成了“好人”；他对你不满，你就会变成“坏蛋”。
从此我的生活再也不愉快，担着一份心，不敢有丝毫怠慢。想到“鸣放”，想到“开除”，更是畏惧万分，仿佛自己真是一名“劳改犯”。而且事情也果真有点象，有时只要我在劳动中稍事停顿一下，中队长看见了，便会跑过来责问，让人尴尬为难。有时车轮坏了，我拉到修车场，想亲自维修，多学点技能。中队长却说我是有意怠工。
这样的劳动，还能让人感到快活吗？我又陷入苦恼之中。（待续）
六、人生磨练——上工地去（4）
12月3日，妈妈同欠木的母亲一块到工地来看望我们。我做梦也想不到妈妈会来的，见面时她不停地擦眼泪，两只眼睛早已红肿。她说一个月没有收到我的音信，放心不下，不知道我在这里是好是歹。
我不愿妈妈看到我那时的情景，极力表现得快活，我只能说这里一切都好。第二天妈妈替我洗了几件衣服，补好一条裤子，才默默地回去。我心里有说不出的难过，妈妈一离开，我就在背地里放声大哭。
妈妈走后，一连几天我还在想念。就向中队长请假要求回家看看。他不答应，说我母亲刚来过，有什么好看的。我思乡的情绪越发强烈，晚上睡不着觉，饭也吃不下。想到爸爸妈妈，想到弟弟妹妹，想到同学朋友，我感到再不顺从我的心愿，恐怕要病倒在这里。
后来好容易等到中队长自己也回家去了，我才从指导员那里获得批准。
回家那天，我天没亮就动身，一路上几乎是小跑着回来，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形容。进到城里，虽然才离开一个多月，好象许多东西变了样，一时认不出来了。家里人说我晒黑了，长结实了。
我不想多谈工地上的事，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就到理发店去，这头发已好久没理了，乱蓬蓬的，胡须足有寸把长，一路上就因为这满脸啦喳，使一切美好的幻想都被束缚住了。理完发，我就急忙跑去找朋友。
朋友们都说我是个大傻瓜，不该自讨苦吃跑到工地去。他们正在街政府响应“全民炼铁”号召，建筑小“炼铁炉”、办所谓“沼气厂”，论政治表现比我显眼多了。而我在工地的情况，街政府根本不关心，我象是在盲目地敬神，没有一级领导注意到我这一举动。要是万一我犯了错，他们倒是会立即“关心”起来。
我有点后悔，不想再上工地去。我不怕劳动，也不怕苦，但那种带有强制性的干活，我受不了。此外生活上的枯燥，没有电影、没有书、没有朋友，对我来说日子也是难熬的。
但是我清楚地知道，不去是不行的，以后人家会说我是经不起考验从工地上逃回来的。去容易，来可不容易，工地随时在追讨超假的民工。我不得不走了，已经超假三天，多亏朋友替我打了一张“病假证明”，我才敢回去。
回到工地的当天晚上，中队长果然怒气冲冲地到工房里来训斥我：“何海生，你为何超假，我要让大家‘辩论辩论’。”所谓“辩论”，在当时就是批判斗争。我拿出医院的证明，他一时语塞，好久才嘣出一句：“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直到走出工房又想起什么，自言自语道：“这些知识分子就会搞花招。”工房里的民工会心地对我笑了，可我一点不觉得开心。
1959年元旦，公社派慰问团到水库工地慰问民工。我们的街长也来到水库工地，她看到我，特地过来向我问好，对着中队长表扬我，是自愿报名来参加劳动的。
大概此时中队长才“发现”我不是“坏蛋”。以后态度骤然改变，不但对我客客气气，还叫我到中队部帮忙抄写报表，出墙报等等，我这才真正成为一位受到权力尊重的民工。
据说中队长是一位复员军人，喜欢讲“一切行动听指挥”，他把自己的发号施令当成至高无上的法律，谁不听从就要受到“无产阶级专政”。每次出工如有拖拉，便是一顿臭骂；干活不认真，劈头就是训斥。凭着一股劲，他可以为所欲为，不顾客观规律，常自恃为：“我为革命，为工程，不怕大家提意见。” 还有就是“爱憎分明”，所谓“对坏人恨，对民工爱” 其标准即是根据他自己的好恶。
中队里已有不少民工受不了威胁恫吓，加上思家心切，半夜逃跑了。那些个人历史有“污点”或社会关系有“问题”的人，即所谓“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