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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2008年11月17日黄光裕被拘查，有如踩爆了一串连环雷，在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噼噼啪啪炸响不停，引发了一次又一次官场地震：商务部条法司巡视员（正司级）郭京毅、北京思峰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玉栋、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新恒基董事长黄俊钦、中关村董事长许钟民、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司长许满钢、港澳赌业重量级人物连超、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相怀珠、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在一片风声鹤唳中，曾经“潜伏”的涉案官员与掮客逐渐曝光，一个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关系网隐然出现。
2009年6月8日，又一声巨响——时任*深圳市委副书记、市长的许宗衡涉嫌严重违纪，正式接受调查，而他的问题也可能与黄光裕案有关。
黄光裕案涉及的官员已经由副部级陡然上升到正部级，已经曝光的涉案人数已经达到十数位，但此案本身却一直扑朔迷离、阴晴未定。由黄光裕引发的巨大激荡的政商风雷，已经超乎黄光裕自己和许多人的意料。
在2009年这个喧嚣的春天，一部叫《潜伏》的电视连续剧正在热播。而在黄光裕案的背后，究竟还潜伏着多少“黑天鹅”呢？这些“黑天鹅”又是从哪里游弋而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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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黑天鹅”的老巢
如果追寻这只“黑天鹅”的老巢，应该是筑在黄光裕创业期间那片混沌无序的草莽之间。
在秩序和法规尚未健全的地方，无疑类似于一片丛林地带，处于江湖之远的民营企业家，更多秉持的是一种丛林法则。
从地理环境来看，黄光裕出身的潮汕地区，生存条件十分艰苦，这方水土养活不了这方人，大家只能另寻生存的非常之法，或者冒着极大的风险偷渡香港或远走南洋。查阅此地的相关历史，潮汕这块荒蛮偏避之地，在古代有过叛军和流放之徒，在近代闹过海盗和革命军，在现代更盛行走私、投机倒把的行为及一些群体性事件。这些人与事，都在挑战着当时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长。
黄光裕出生在贫困的家庭。他的父亲曾一度受到别人的欺负和歧视，黄光裕的妹妹因交不上学费而不能及时领到课本，黄家请人吃饭常常临时借米赊菜……极度的贫困不是让人萎顿绝望，就是让人偏激不安。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但对黄光裕这样的穷小子来说，显然是此路不通。剩下的便只有偷渡、走私、投机倒把等充斥着原罪的旁门左道。贫困是一条恶犬，很容易将走投无路的狂妄少年赶上不归之途。
在贫困与不安中长大的黄光裕，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新秩序的构建还遥遥无期，旧秩序却仍如沉重的枷锁牢牢地套在人们的脖颈上，大家在这片混沌无序的地带上，盲撞地寻找着生命的突破口。他们在自觉与不自觉间前赴后继地撞倒法律或政策的樊篱。
韩国学者朴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书中说，“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再怎么努力也会犯罪。”
对于几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原罪问题是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信仰问题。“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圣经？诗篇》51：5）。黄家四兄妹所接受的受洗这种宗教仪式，其本质就是对这种原罪的认服。在时代的风浪中，黄光裕如脆弱又韧性的芦苇，起伏跌荡中，人性的善与罪共存不悖并交替闪现。他勤奋、坚韧、大胆、聪明、慷慨、温和的一面，与贪婪、冒进、吝啬、无情、蒙昧、侥幸的一面不停地在他的人生中交替上演，使他成为人格严重异化的两面体。
冯仑在《野蛮生长》中，对处于“丛林法则”状态的民营企业家有过生动的刻画：“在民营江湖时代，民营企业仿佛为匪为盗、或者像游侠，因为我们在过去的旧体制内长期被限制，一旦突然离开以后，实际上有一种特别轻松和自由的快乐。在民营企业初期，虽然背负原罪的重压，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前仆后继地折腾呢？一个是逃出原有的体制能获得一种自由感，可以满足人的征服欲望；同时也有一种成就感，因为在江湖当中，我们都具有一种英雄气，容易滋生英雄的审美，也获得自己成为英雄的满足感；再者，企业（公司）在江湖中也能获得一种相当于行帮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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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罪的丛林越走越远
同样处于“丛林法则”时代，但有的人很早就警醒、开始抽身而出，有的人却一直沉溺其间、难以自拔——
大概在1996年前后，冯仑意识到，“原罪”引发的财务危机就是高负债、高暴利、高风险，结果只能是“以老板为市场，以银行为客户，以笼络为管理，以调账为经营”，所以民营企业成功概率很小。而“我们和很多企业没赌死，就是因为中间认输，退出不赌了。”
而中国企业家的典范柳传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也曾深受“原罪”的折磨。1989 年，因为被查出有逃避税收的行为，被罚款30万元；1990年，因为用散件组装的方式进口微机以逃避整机税，差点面临牢狱之灾，最后以罚款200万元结案。
柳传志之所以能走出“丛林”，不能不归结为他深刻的洞察力、价值观，以及推动环境“和平演进”的智慧。他说，“大环境改造不了，就努力去改造小环境。小环境还是改造不了，就好好去适应环境，等待改造的机会。”又说，“不做改革的牺牲品，而做改革的促进者”。
在创业早期，因为熟练地操纵政商关系，通过“不正当的竞争”，华为迅速崛起。但任正非超人之处，就在于能及时、果断地进行“刮骨疗伤”。1996年，任正非进行了一场坚决的自我救赎，其标志就是第二年初八易其稿、共有103条的《华为基本法》的出台。这是中国第一部企业制定的管理大纲，也是任正非主动给自己套上的一个“紧箍咒”。
同样在创业初期有过倒买倒卖之类原罪的王石，却异乎寻常清醒地选择了与其它创业者截然不同的道路：那就是不做老板，只做一名职业经理人。这样，公司形成了一种经理人文化，而不是股东文化。因为公司治理结构完备，作为创始人的王石被制约了23年，没有犯大的错误。
牟其中则是一个与王石几乎完全相反性格的人，比如说粗暴、冒险、不切实际、胆大妄为、江湖习气浓重。中国民营企业家中，有一大批像牟其中一样的人，他们秉持“丛林法则”，在商界称雄一时，但最终都以悲剧收场。
“深黄的林子里有两条岔开的路/可惜我不能同时去涉足/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美国诗人弗罗斯特的诗作，形象揭示了1990年代中国民营企业在面对原罪时犹豫与徘徊。就在柳传志、王石、冯仑等人迷途知返的时候，黄光裕却在原罪的丛林中越走越远。
而幽暗的丛林中，那只“黑天鹅”一直如影随形地盘旋在黄光裕的头顶上。但他却浑然不知。
狼吞虎咽导致消化不良
近几年，黄光裕肆无忌惮地进行了一系列扩张收购，并在此过程中他为自己的命运埋下了伏笔，也让这只“黑天鹅”受惊唳声掠出。
据统计，黄光裕短短两、三年的时间里，狼吞虎咽地收购了包括永乐、大中、三联商社等在内的十几个全国性和区域性的家电连锁零售品牌，另外还有如烂泥潭一般的中关村。
对黄光裕来说，2008年是危机四伏的一年。首先从内部角度来看，因为连年毫无节制的扩张，埋下了众多隐患。2008年2月14日，随着国美收编最后一个家电连锁零售业的地方诸侯——三联商社，中国家电连锁业历时四年的跑马圈地终于棋至中盘。但这场历时四年之久、耗资百亿元的大规模并购，得到的到底是一座座金矿、还是一枚枚地雷，连黄光裕自己都很难搞得清楚。
狼吞虎咽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消化不良。最重要的，是在经济形势徒变的情况下，黄光裕的投资犯了高位买进的大忌。首先是收购大中电器。如今看来，亿元现金收购的代价确实偏高。即便大中电器利润能达到2亿元，粗略折算成市盈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