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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我与申银证券总经理吴雅伦商谈具体移交手续。我提出交接手续简单化，只需把申银证券公司的那块铜牌给我们即可，老申银的人员回人行重新安排工作，原先的财务账款、租用的办公场所由人行自行处理。吴雅伦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主动提出把一些或许对新申银有用的办公用品和印刷品送给我们。吴雅伦唯一的要求是让新申银把一批真空电子股票接手过去，并说价格好商量。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3）
这批真空电子股票来源于人民银行掌控申银证券公司时所做的唯一一笔承销业务。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全资设立申银证券公司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开展过任何业务，原因是龚浩成行长不让他们做。学者出身的龚行长一开始就不同意人民银行自己办证券公司，他说：“人行办什么证券公司？作为金融管理部门，以后自己管理自己？这不是胡闹吗？”那几年，机关办公司、搞三产成风，几乎所有的机关事业单位都办了公司，人民银行也难例外，但龚行长始终坚持自己的态度。那次承销真空电子公司增发的股票数量并不大——１８万股，每股１０２元人民币，分到申银证券只有４5万股，本不算十分困难的业务。不料，此时正值1989年6月前后。那段时间，大部分人工作的心思都没了，谁还会关心股票市场？我们的静安指数跌到８０点以下，电真空的股票则跌到了七八十元一股的水平，因而１０２元一股增发的电真空股票怎么可能有人要？规定的承销期结束，申银证券一股都没卖出去，其他三家的销售情况也不可能好。记得当时海通的汤仁荣，万国的管金生都来找过我们，建议大家联合起来与真空电子公司交涉，以图推卸包销责任，因为这两家公司当时的注册资本也就是一两千万元人民币，要把那些股票全部吃进确实有困难。真空电子公司当然不会同意我们悔约，各家只能付了钱，把股票搬到各自的金库里。
到了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借壳”申银证券公司之时，这批真空电子的股票就成为“借壳”的主要障碍。
当时，上海的股票都在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交易，上海股市已经悄悄趋热，我们手中又持有大量在股市低迷期自营买进的股票，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每只股票的价格可以通过自营买卖的方法进行调控。根据我的吩咐，静安证券业务部始终把电真空的股票价格控制得很好，直至我与吴雅伦谈这批股票的转让价格时，电真空股票的每股价格只有８０多元。我估计吴雅伦提出价格可以商量，是怕我们不同意按１０２元的发行价接手。但令吴雅伦意外的是，我主动提出以每股１０５元的价格接手这批股票。我的解释是，人行对工行信托公司给予了这么大的支持，在电真空股票的问题上不能让人行吃亏，你们吃进这批股票的价格是１０２元，加上这段时间的资金成本应该是１０５元。我对他们说，不要管我们这么高价格吃进这批股票后怎么办，反正我们已经积压了不少股票，多一点少一点一个样。吴雅伦听了我的表态和解释，立即向行领导汇报，这个皆大欢喜的方案令申银证券的转让交接工作变得更加顺利。
１９９０年9月，我们正式接手申银证券公司，整合信托公司的证券业务，组建了专业的证券公司。由我担任总经理，与信托投资公司的黄贵显、胡瑞荃、虞志皓、陆文清、王秉森、朱德明、郭纯、顾汉耀、俞燕国、王文星、姜华等十多名干部以及静安、虹口两个证券业务部的严祖民、黄毓玲、李静宜、边晓敌、徐小谷等全体员工一起走上专业证券公司的创业之路。
人民银行送申银证券几幢楼
关于以105元的价格接手这批电真空股票，我们内部其实早有商量：那时，电真空股票的黑市价格已经接近１００元一股，而且价格还有往上涨的趋势。我们判断，如能以１００多元的价格拿到这批股票，肯定会发笔小财。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4）
情况不出所料，在我们接手这批股票后，电真空股价一路上扬。到１９９０年９月１日，也就是上海申银证券公司转让交接仪式举办时，电真空的股票价格已突破每股４００元，一度达到４８０多元。
在南京东路99号的申银证券公司
我们一直持有这批电真空股票，直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才逐渐抛出，获利超出原先预料。而这批股票的抛出，对于平抑当时的股价暴涨也有贡献。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也设有涨停板制度，但是当时不管什么股票都是一路上
涨，而且几乎每天都是涨停板，股价指数几乎呈直线上升。为此，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决定全面放开股价，让股价一次性涨到位后再回落，以形成波动性行情，回到其正常的运动轨迹。我则趁机指示公司自营部门，在电真空每股价格四五百元时逐渐减仓，实现收益。我记得当时有篇报道，说有一批大户在万国证券公司炒电真空股票，有人抛，他们买，后来发现抛单源源不断，一查是申银证券公司席位上在抛，气得他们恨不得抱个炸药包来炸申银证券。气话归气话，但这就是市场的游戏规则，待我们把库存股票抛得差不多了，上海股市出现了第一次大幅度的回落。
这批从人民银行转让过来的电真空股票，给重组的申银证券带来了不少于１ ５００万的买卖差价。那时上海房价便宜，每平米1 000元可以买到不错的房子，这笔钱可以买几幢我们在威海路的办公楼。放到今天，一两千万人民币的收益，对哪家证券公司都不是什么大数目，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可不能说是小意思。那年申银证券公司尽管号称“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可是注册资本仅仅3 000万元，下设营业部3个，全员40多人，那几年证券行业赚钱并不容易。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老行长龚浩成和上海证券期货学院院长金德环主编的《上海证券市场十年》一书中，在叙述申银证券公司创办初期的发展情况时有这样一段：“第二个机遇就是从‘老申银’手中接过来的４００多万元‘真空电子’。虽然在１９９０年８月转让给‘申银’的时候是１０５元，而市面上只卖到８０多元，根本出不了手……一个月以后，在申银证券公司开业典礼上，１０５元买的‘真空电子’黑市价格已经到了４００多元，后来到过４８０元，这又为申银证券公司赚了１ ５００多万元。那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龚浩成行长来剪彩，看着申银证券花了４００多万元在威海路上建成的办公室和营业部说：‘这些都是我白送你的。’”
那天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也在场，他听了龚浩成的话，不免有些得意。因为那时申银证券公司已是工商银行独资的一家证券公司，子公司赚钱，老板怎么会不得意？可此后不久，一纸红头文件下来，调毛应梁接替已到退休年龄的龚浩成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再次见到我时，用他口音独特的上海话说：“小阚，搞来搞去，这幢楼还是我送给你们的。”
上海证交所成立
刚开始的内部装修等花费居然是尉文渊借来的；“我向人民银行借了500万来筹建上交所；后来上交所收了会员费才还清了这笔钱。”中央财政和上海地方财政在当时都顾不到上交所；因为谁也没想到这是个划时代的东西。“交易所就像个野孩子；一开始冒出来自己闯；弄到后来才越弄越大。”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5）
筹备上交所
1989年初，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呼声一度非常强烈，在北京，王波明、章知方、高西庆等一批人也在筹办证券交易所联合设计办公室。他们为筹备中国的证券交易所四处奔走，到上海也找过我，参观过静安证券业务部，找过上海市政府，希望能够参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工作。
上海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1989年3月，该小组拿出了“关于建立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