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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和其他奖品，凡认购一股股票赠送一张抽签号码，发行结束后摇号。尽管是一套现在看来不起眼的小户型房子，在当年住房异常困难的上海，吸引力极大。因此才有人连夜排长队，不仅仅为了股票，更是为了房子。
《文汇报》高级记者郑重、陈可雄在撰写《中国第一股：申银十年风云录》一书时，曾千方百计地找到那天排在第一个、购买到50股股票的一家小厂仓库保管员谢海清，听他描述了那天买股票的经历：
最早哪能会想得起来买股票的？本来嘛，股票跟我浑身不搭界的，连我父亲都不曾见识过。那是我复员后成家，组织上给了我肇嘉浜路一间78平方米的三层阁楼，高15米，人在里面直不起腰来。当时说“临时住住的”，结果儿子女儿都十几岁了，我们一家四口还挤在那里。那一天，我随便翻报纸，就在《文汇报》边角落里看到“延中公司将向社会发放股票”的消息：它不但像银行存款一样每年分红利，而且还要摇奖，头等奖是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我看得眼睛也发直了，一下子动了心。
我平时省吃俭用是出名的，钱都是从牙缝挤出来的。那天半夜里，我发狠心将全部存款2 500元都带上，骑一辆老爷脚踏车，顶着刺骨的寒风，在凌晨3点半赶到了发行点，成为头一名。半小时以后才有第二人，等到天亮，排队的人就不得了了，足足有两万人，队伍长长的，绕了一个街区。当时，延中股票是50元一股，我买了50股。办好认购手续回到厂里，我接到延中董事长周鑫荣打来的电话。他说我是公司的第一个股票持有者，派车来接我去拍照，还有记者采访……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4）
事后摇奖，谢海清只奖得一个塑料台灯，但当选为延中公司的董事。“两室一厅”被上海衬衫厂一个小青年中得。
此后，上海陆续发行了前文谈到的那几只股票。
1986年，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办股票买卖业务，股票市场又热闹了一阵，但很快又冷了下来。股价根本形不成真正意义上的曲线波动，长时间一个价格，交易又很清淡，不要说国内其他地方，就是在上海，也少有人关注股市。
1989年那场风波，挂牌的股票只只跌，最后只有一只股票在面值以上交易。到我们证券业务部的客户，抛股票的多，买股票的少。由此，上海当时流通中的股票，有60％左右积压在我们证券业务部的金库里。
股票交易暴热
上海股市真正热闹起来是在１9８９年年底。那年，中央决定开发上海浦东地区，并决定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一部分精明的人看到了机会，悄悄涉足股市，来我们证券业务部买进股票的人明显多了起来。股市渐渐趋暖，随后由暖变热，１９９０年夏天，上海出现了一场在中国股市上空前绝后的大规模的黑市交易。
１９８９年以前，我们的静安股票指数基本上在１００基点以下波动，1989年年中前后，静安指数跌到８０点左右，１９８９年１２月，静安指数回到１００点以上，这意味着上海股票的买卖价格回升到股票面值以上。
《解放日报》当时有过报道：
从5月28日开始到昨天，静安指数连续15天突破100点。昨天，电真空10815，豫园1325，爱使（50元面值）70，延中（50元面值）5528，飞乐股份1042，申华联合1084，飞乐音响没有突破发行价。
进入１９９０年下半年，委托证券业务部买进股票者渐渐增多，股价急剧上升。在我们证券业务部营业厅内出现不少广东口音的客户，他们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手指上套着大金戒指，个个财大气粗的样子，在我们业务部内不断买进股票。业务部汇报的这些情况，引起了我的重视。我悄悄去静安证券业务部观察，发现参与买卖的人一下子多了很多，买进股票的客户大大多于卖出的。为了了解这些客户买进股票的心理价位，我让业务部经理老胡大幅度提高股票的卖出价格，如面值为１００元的电真空股票，股价长期在８０元左右，我让他们挂到１００元以上，有人买进；挂到１０５元，有人买进；再挂到１１０元，还是有人买进；最后挂到１２０元，仍然有人买进！其他股票的情况也是如此。
代理买卖的情况更令人吃惊。有位客户拿来１０股（面值为１００元）豫园商城的股票委托我们以每股１８０元的价格卖出，在当时，这个要价几乎是天价，我们工作人员心想：“是不是想钱想疯了，这么高的价谁要？”但客户既然有要求，不挂出去也不行。意想不到的是，很快就有人掏钱把这10股豫园股票买了过去，这事让业务部不少员工嘘吁了好一阵。
豫园股票也是我们信托公司承销的，那时股票不热销，因此对认购对象的控制并不是很严格，公司机关几乎每个人都买进了10股左右的豫园股票。可是很多人在１２０元左右时已经脱手了，当时每月工资也就是１００元上下，赚个一二百元还是很高兴的。想不到出现180元的成交价，少赚了一二千元！当时真是越算越心痛，不过更让人心痛的是豫园股票的后期走势——１９９０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拆细成一元面值的豫园股票价格曾突破百元！信托投资公司机关有个别人仍然持有的10多股豫园股票，已价值10万元，身家一下子就上去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二章（15）
《文汇报》1990年6月1日以《百余万人参加证券投资，证券交易额逐年上升，上海市民金融投资意识增强》为题，正面报道了我们证券业务部的情况：
日前，记者来到坐落在西康路101号的工商银行静安证券业务部，这里人头攒动，热闹非凡，有多达20多种国库券、股票、债券供顾客交易……不少精明的上海人，靠投资技巧合法增加收入，有的利用地区差价获得较高收益，有的投资者善于分析行情，避开投资高峰，掌握一套低进高抛的空门，靠时间差取得收益。
上海股市的情况汇报到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他们对此十分重视，让我前去汇报。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罗时林等听后非常担忧，怕股市过热影响筹备中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万一出点什么事，上海证券交易所还开的出来？”
他们都认为有必要抑制一下上海的股价，问我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回答说，有些国家和地区为了防止股市暴涨暴跌，设有涨跌停板制度。他们听我详细介绍后纷纷称好，“好，就这样，我们也搞一个涨停板规定。”具体商量后，最终以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的名义下达这一规定。
第二天，由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发布的有关股市的三条规定，以通知的形式通过上海媒体发出。《通知》告诫投资者：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重申严格禁止私下买卖股票。《通知》中最重要的两条就是：
“第一，股票交易改变以往当场过户的做法。股票成交后，延迟至第四个交易日办理交割手续；
“第二，股票交易实行限价。上一场股票交易的平均成交价上下浮动3％，分别作为当天股票牌价的上限和下限。”
坦率说，当时的涨停板制度规定的涨跌幅度究竟是多少，我这个经手人也记不清了。上述“3％”是我引用他人文章的内容。我曾想找到当年的报纸核实，但没能如愿。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尉文渊曾一度取消涨停板规定，不久由于股市过热，中国证监会重新作出涨停板１０％的规定。
涨停板都压不住的热潮
《通知》的公布对已经热起来的股市不但未起到抑制作用，而是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大规模的股票黑市买卖由此产生。
《新闻报》1990年7月26日以《外埠“炒手”如蜂拥，股票交易似潮升，上海股票日前暴涨，有关方面已有防微杜渐之举，上海证券中心将雨过天晴》为题，报道了发生在静安证券业务部的情况：
本月24日，上海股票市场的两项新纪录引起人们注目。一是该日股票交易额达到85万元，8 307股，竟然是去年上半年股票成交额的十分之一；二是由于求大于供，股票交易首次采用竞价方式。
当天上午，蜂拥的人群在静安证券业务部排成长龙，争购各种股票，其时，电真空股票挂牌价格为110元，购者如云。一名广西来客，一下子购进1 000股。上午，该业务部便成交7 000股左右。下午，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