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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军威力未曾达到的山西北部及连结太行山脉的山岳地带，乃共军巢穴，其影响至今及于华北全区。因此必须彻底扫除，以绝后患。1938 年11 月18 日，日本华北方面军编写的情报记录写道：“可以断定，今后华北治安的对象是共军。”这是日军第一次明确在华北占领区以共产党军队为主要作战目标。1939 年12 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进一步指出：“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注：该书中的所谓“治安肃正”、“肃正作战”、“肃正建设”等，其中“肃正”一词，不仅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的军事侵略，同时也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侵略行动。——笔者）基于这种认识，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的1940 年肃正工作计划规定：中共势力迅速壮大，不容忽视。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天下。为此，方面军讨伐的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1940 年8 月，在八路军总部的统一指挥下，组织晋察冀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进行了以破坏正太路为重点的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太原——石家庄，是敌人连接陕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这就是后来所说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日军战史记载：“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日军从未想到中共势力竟能扩大到如此程度。”
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敌人，也震惊了敌人，使日本侵略者重新认识中共：“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的打击，因而促使方面军，特别是情报工作负责人作了深刻的反省。”此后，日军迅速抽调大量兵力回师华北，连续对我根
据地进行“扫荡”，并实行更为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与此同时，从1941年春到1942 年秋，日军在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其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野蛮、毒辣。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入极为困难的时期。
应该指出，日本华北方面军虽然明确将共军作为主要的作战目标，但在战场上，这种认识并没有始终如一地加以实施。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认识与实际的不统一呢？《华北治安战》写道：按照战争的目的，对于互有矛盾的重庆和中共两方，究竟以哪一方为真正的敌人模糊不清，难以确定。在战场第一线应该以谁为打击目标，就更难判断了。尤其是中共势力，它和日军在长期训练中作为目标所描绘的敌人，或者是迄今为止我们所接触过的敌人，无论在形式和本质上都是完全不同。该书还写道：当逐渐认识到渗透占领区的中共势力，乃是治安的主要症结时，方考虑到要以对共措施作为治安战的重点。然而，这种认识的转变，实际上为时已晚，而且很不彻底。究其原因，固然由于中国派遣军及中央的基本布局，一贯以重庆势力为主要敌人，粉碎其继续作战企图为目标，致使作战观念不能统一。但是，归根到底，不可忽视的一点，却是多年来存在与整个陆军的“歼灭野战军”的战略教条所起的作用。
2、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就为八路军规定了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规定了基本的战术原则：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
《华北治安战》写道：（在涞源、灵邱及涿鹿南方山地一带的八路军），他们采取遇强则退，逢弱便打的战法，对其剿灭极为困难。望风扑影，劳而无功的讨伐，也实在不少。1939 年5 月，日本侵略者分兵多路，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围攻，同样，再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日军第109 师团参谋山崎重三郎大尉这样总结：1939 年的五台作战是继1938 年秋季作战的再一次剿共作战。其战果与初次相同，毫无所获。作战期间，几乎无法掌握共军的动向，甚至连共军的踪影也弄不清。因此，从未进行过正规的战斗。参加此次围攻的日军第36 师团的参谋小崛晃中尉回忆：作战开始后，敌情完全不明，宛如坠在五里雾中，进行无法捉摸的作战。虽然采用在满洲实行的分进合击治安讨伐方式，但由于中共方面的情报活动周密而巧妙，我方的期望终归落空，毫无结果。1943 年春，日军在再一次向晋察冀根据地发动进攻。对此次作战，日军井手大佐总结道：共军的战斗意志极为坚强，只剩一兵一卒也要坚持抵抗。冀西地区为山岳地带，地形错综复杂，我方部队前进多受阻碍。共军则由于熟悉地形，民众又完全在其控制之下，退避、隐藏极为容易。日军虽煞费苦心构成包围网，但因网眼过大，致使敌大股部队得以逃脱。因此，对该地区每年虽实行讨伐作战，但从整个情况来看，与敌人部队作战或得到捕捉部队的机会却极少。从1942 年至1944 年，一直在鲁南作战的日军第59 师团参谋折田贞重大佐有如下回忆：因情报不确实，对中共地区的实际情况完全不能掌握，从而使讨伐徒劳无功，几乎是毫无成效的，几十次当中，可能侥幸碰到一次。各部队为了取得成果，东奔西跑，迄无宁日。另一侵略者也有类似的哀叹：中共具有惊人的实力。百团大战中，我军的扫荡作战仅是将其驱散，殆未取得歼灭的成果，终归于徒劳。对擅长游击战及退避战术的共军，以武装讨伐犹如驱赶苍蝇，收效甚微。八路军主动、灵活的游击战，使日军伤透了脑筋。对于优势的敌人，八路军采取退避战术，使日军无法捕捉；“对于劣势的日军，则出乎意料地勇敢进行挑战，并突然袭击企图歼灭。”1939 年秋末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就是在敌后战场进行有条件下的运动战的非常成功的范例。这个胜利，击毙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震惊了敌军，震动了全国。对此，日军战史这样记载：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于（1939 年）10 月下旬对灵邱方面进行讨伐以后，率领独立步兵大队（大队长：辻村吉宪）到达涞源，当即命令担任该县警备的独立步兵第四大队（大队长：堤赳中佐）进行讨伐准备。31 日，旅团长作了必要的部署。两讨伐队2 日半夜，从长城出发。辻村讨伐队3 日晨，到达雁宿崖南方险峻的长隘路时，突然遭到共军的伏击，讨伐队立即展开攻击，极力奋战，但共军的士气也很旺盛，激战持续终日。（据《聂荣臻回忆录》记载：此役日军除13 名生俘外，六百多名大部被歼，仅极少数漏网。）3 日中午，旅团长得知雁宿崖情况后，立即采取措施增援辻村讨伐队。但是，共军在我增援部队到达以前，于4 日凌晨前，即已撤离战场。5 日，旅团长判断“敌主力已向司格庄方面退走”，决定“迅速追击敌之主力，并将其捕获”。6 日晨，旅团按照预定计划开始前进。途中驱逐小股敌人后，于同日黄昏，进入黄土岭村落。当面之敌并不与我正式交战，仅保持着接触而潜伏于四周的山中，估计敌人主力已向乔家河方向退却。次晨旅团长根据敌人的行动，作出以下判断：“敌以一部引诱我方，而主力向黄土岭附近集结，企图从我旅团背后进行攻击。”因此，旅团做了返回部署。前夜以来的大雨虽已转小，但浓云弥漫，遮蔽了视野。7 日正午，各队开始行动时，潜伏于各山顶之敌，突然转入反攻，将旅团完全包围，各处展开了激战。16 时过后，旅团长进至堤讨伐队后方，听取了大队长的情况报告后，将指挥所迁至附近的一家独院中，立即召集各队接受命令。在准备下达整理战线的命令时，突然飞来迫击炮弹，于里院爆炸，旅团长当即死亡，旅团参谋等尽皆负伤。共军使用迫击炮，这是第一次。
三、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
1、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
由于国共两党代表不同的阶级利益，实行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统一战线内部不可避免地存在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在统一战线中，是坚持全面抗战路线，还是实行片面抗战路线？这对抗战成败和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中央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抗战初期就提出必须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即既统一又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有团结有斗争，以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