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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购买新东西的时候很喜爱它们但是很快就不在喜欢它们了。在购买新太阳镜的时候，我们自然地将商店里漂亮时尚的新眼镜跟我们鼻子上陈旧、过时的旧眼镜进行比较。所以，我们买下了新眼镜并把旧眼镜塞进了抽屉。但是，没有戴几天，我们就不再将它同旧的那一副进行比较了。而结果是，如何？比较得来的喜悦也烟消云散了。
我们下意识地在不同时间进行不同比较，这一事实能够解释一些非常令人困惑的难题。比如，经济学家和心理学家都证明，人们认为丢掉1美元比得到1美元带来的情绪波动更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拒绝一场有85％几率可以让我们的积蓄翻番但是也有15％的机会让我们血本无归的赌博。大概率的巨大收获前景不足以抵消小概率的巨大损失前景，因为我们认为损失比同样规模的获得更有威力。但是，将一件事看作损失还是收获通常取决于我们做什么比较。比如，一辆1993年产的马自达汽车值多少钱？根据保险公司的说法，今年的答案是，它大约值2000美元。但是，作为一辆1993年的马自达的车主，如果你想将这辆可爱的马自达，连同她那些让人怜爱的凹痕和喧闹的轰鸣声，用区区2000美元就买走，你就得把我打死，并从我僵硬的指尖将钥匙撬走。我还可以保证，如果你看到我的车，一定会认为，如果付2000美元的话，我不但应该欣然将车钥匙给你，还应该搭上一辆自行车、一台割草机和并为你终生订阅《大西洋报》。为什么我们对我这辆车的合理价格有着出入如此之大的认知呢？因为你会把这场交易看作是潜在的获取（“同我现在的感觉相比，买下这辆车之后我能有多快乐呢？”），而我则会将它当作潜在的损失（“同我现在的感觉相比，如果我失去这辆车，我能有多快乐呢？）。我希望为自己心目中巨大的损失获得补偿，而你并不想补偿我，因为你期待的是一个没有那么大的收获。你还没有意识到，一旦你拥有了我的汽车，你的参考系统就会发生改变，你就会进行我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较，而这辆车就会物有所值了。而我无法意识到的是，一旦不再拥有这辆车，我的参照系也会发生改变，会进行你现在正在进行的比较，而我也会为做成这笔交易而感到很高兴，因为，毕竟，我永远也不会花2000美元来买一辆跟我刚卖给你的那辆车一样的车。我们之所以会为价格产生分歧并暗自怀疑对方的智商和教养，是因为我们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在做买主和卖主时进行的比较跟我们成为主人之前和成为主人之后进行的比较是不一样的。简而言之，我们进行的比较对我们的感觉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果我们不能意识到自己今天进行的比较跟将来进行的比较有什么不同，我们就注定会低估将来自己的感受会跟现在自己的感受有多么大的不同。
比较和厚今主义（2）
小结
历史学家用“厚今主义”这个词来形容用今天的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倾向。虽然我们非常鄙视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但是这些主义不过是在最近才被认为是道德沦丧的标志，所以，指责托马斯？杰斐逊（ThomasJefferson）蓄奴或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对女性表现出优越感就有点像因为某人在1923年没有系安全带而逮捕他一样。然而，通过今天的视角来看待过去的做法绝对是泛滥成灾的现象。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曾经指出：“没有消除厚今主义的现成办法；它是很难从现代退场的。”好消息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历史人，所以不用担心寻找这个出口的问题。而坏消息是，我们都是未来人，而当人们往前看的时候，厚今主义造成了更加严重的问题。因为对未来的预言是现在做出的，它们势必会受到现在的影响。我们现在的感觉（“我饿了”）和现在的想法（“那个大音箱听起来比小的好”）非常严重地影响了我们对自己以后感觉的判断。因为时间是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我们倾向于将未来想象成为稍加扭曲的现在，所以我们想象中的未来必然会看起来像是稍加扭曲的现在。当前的现实是如此实在和强大，所以想象只能被牢牢地拴在以它为中心的轨道上，永远无法真正逃离。厚今主义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无法意识到未来的自己不会以现在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了。正如我们将要了解到的，未来人面临的所有问题中最严重的一个就是，我们根本不能从以后我们要成为的那个人的角度来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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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实免疫（1）
我靠在背上好保卫我的肚子；
靠我的聪明好守住我肚子里的玩意儿；
靠我守住秘密好保持我的清白；
靠我的面罩好卫护我的美貌；
——莎士比亚《特洛伊罗斯和克瑞西达》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也许是20世纪最伟大的天才，但是，可能没有几个人知道，他差点把这个头衔输给一匹马。威廉？冯？奥斯滕（WilhemvonOsten）是一位退休教师。1891年，他宣布他养的一匹名叫“聪明的汉斯”的爱马能够回答有关时事、数学和其他许多话题的诸多问题，而回答的方式就是用前蹄敲打地面。比如，奥斯滕可以让聪明的汉斯计算出3加5等于多少，而马会等到主人提问结束，敲打8下，然后停下来。有时候，奥斯滕不是口头提问题，而是将问题写在硬纸板上，然后举起来让聪明的汉斯看，而这匹马理解书面语言的能力似乎丝毫不逊色于它理解口头指令的能力。当然，聪明的汉斯并不能答对每一个问题，但是，它的表现比其他任何钉掌的家伙都好多了。它在公共场合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很快就成为柏林的风云人物。1904年，柏林心理学研究所的主任派他的学生——奥斯卡？芬特格斯（OskarPfungst）非常审慎地调查这一现象。而芬特格斯注意到，如果奥斯滕站在聪明的汉斯身后而不是面前，或者奥斯滕自己也不知道问题答案的话，这匹马答错问题的几率就要高得多。在一系列实验之后，聪明的芬特格斯终于证明聪明的汉斯其实并不会阅读，而它能够读懂的其实是奥斯滕的肢体语言。当奥斯滕微微弓身时，聪明的汉斯就会开始敲击，而当奥斯滕直起身子，或者稍微歪一歪头，或者微微挑眉，它就会停下来。换言之，奥斯滕在最恰当的时间发出信号让聪明的汉斯开始或停止敲击，这样就造成了马能够回答问题的错觉。
聪明的汉斯并非天才，但是奥斯滕也没有招摇撞骗。事实上，他曾经用了很多年的时间耐心地教授自己的马儿数学和世界形势，而当他知道原来自己是在自欺欺人时，真的感到相当的震惊和沮丧。这种欺骗非常巧妙和有效，却是在无意之间做到的，而奥斯滕并非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人。我们可以将心理免疫系统完成这项任务的过程称为“战术”或者“策略”，但是，这些词都不可避免的带有计划和故意的色彩。而事实上，我们却不能把人们当作是操控这一切的阴谋家，认为他们有意识地试图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出积极的观点。研究人员指出，事实恰恰相反，人们通常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如果非要他们给出一个理由，他们却准备好了现成的理由。比如，在志愿者们看着电脑屏幕的时候，屏幕上闪过一个又一个单词，每个单词停留的时间不过几微秒，人们根本就无从知道自己曾经看到过这些词，也无从猜测这些词到底是什么。如果屏幕上闪过的是“敌意”这个词，志愿者们就会以消极的态度看待他人。如果屏幕上闪过的是“老迈”这个词，志愿者们就会走得很慢。如果闪现的是“愚蠢”这个词，他们就会在考试中表现的很糟糕。而事后，当他们被要求解释自己为什么会那样判断、行走，以及在考试中有那样的表现时，他们不是说，“我不知道。”而是很快调动大脑考虑一些他们知道的事实（“我走得很慢”），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合理但是谬误的解释（“我累了”），而旁观者也可能得出同样的结论。
在烹调事实时，我们同样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做，而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因为刻意要得出正面的观点（“破产一定会有什么好处，除非我发现它，我就不离开这把椅子”），其实就种下了自我毁灭的祸根。一些志愿者欣赏了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的《春之祭》。一些人的任务是听音乐，而另外一些人则被要求一边听一边努力让自己高兴起来。在曲目结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