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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两个特点的化身。20世纪初他还在塔夫斯大学当青年教授的时候，就跟人合办了一家电子管公司，后来又设计了数字电脑的前身…机械计算器。 。 想看书来
第3章 灵感的创新（2）
战前，美国政府对鼓励科学和技术并不是特别重视，但当面对跟纳粹斗争的挑战时，罗斯福总统向专家们寻求帮助。他让布什博士负责新设的科学发展研究局，协调战时平民科学家与军方的工作。因为害怕德军赶在盟军之前开发出原子弹，布什博士发起了曼哈顿计划。
博士对创新的贡献对政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他采用新的办公方式，跟全国各行业及研究实验室的科学家、工程师们建立起了联系，并由此创造出鼓舞了整整一代科学工作者的工作机会。我父亲就是在军队服役时接触无线电技术的，母亲则曾在一家测试真空管的民用工厂工作。这些经历促使他们继续在学业上深造，最终踏上科研道路。
罗斯福总统于1944年签署了《退伍军*利法案》，对有志接受教育或技术培训的退伍军人提供经济帮助。1947年的大学新生49％都是退伍兵。到1956年，将近800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老兵在权利法案的资助下接受了高等教育。
布什博士有两项提案在科学界产生了长期的积极影响。1945年，他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诚如所思》（AsWeMayThink）一文，从机器赋予人类高效管理信息的能力入手，讲述了他对机器加速人类思维开发的愿景。他从理论上勾勒了一种叫“扩展存储器”（Memex）的设备，说它能自动跟踪用户在多媒体库中的动作，就好像在森林里顺着撒有面包屑的小径走路一样…或类似于现代网络浏览器里的书签。（“扩展存储器”后来为CERN的研究员蒂姆·伯纳斯·李，也即万维网之父，提供了关键灵感。）布什博士还写了一份报告，名为《科学…无尽的战线》（Science…TheEndlessFrontier）。
要想发挥作用，布什博士的想法还需要来自政治上的有力推动。他成功了，因为他有着创业家为新办企业寻找资金支持的那股子毅力。他说服罗斯福总统写了一封信，宣布由科学发展研究局率先发起一场全国性活动，在学术界和私人产业界招募数千名科学工作者，“用于将来的和平年代，改善国家卫生服务，创造新企业，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提高国家生活标准。”
罗斯福让布什博士把眼光再长远些，“思想的新战线展现在我们面前，”他在白宫写道，“倘若我们依靠这场战争（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全国注入的愿景、胆量和动力去开拓它，我们就能创造出更充分的就业，更圆满的人生。”
布什博士的回信发表于1945年7月，为全国定下了新的基调，展现出这样一幅长远景象：政府与私营部门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科学与工程为美国带来的价值。
《科学…无尽的战线》一文中的主题，迄今仍然成立：科学进步是对抗疾病、提高国家安全、改善公共福利的关键；我们必须保证科学人才的充足供应；战时完成的研究需要交托给公众，让产业界和学术界作进一步完善。他对基础研究的看法…由应用研究和开发分别提供资金…本身就应当视为一门学科。战后年代，它成了联邦创立NASA等新政府机构、发展现有机构时的指导性政策原则。
1946年，原子能委员会接手了源自曼哈顿计划的深远研发工作。国立卫生研究院扩大了对非联邦科学家的支持，不到10年内，项目资金规模从400万美元提高到了1亿多美元。它还拓展了研究范围，纳入了精神疾病和心脏病等新领域。1950年成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它以推动所有科学及工程领域（不含医学）的进步为己任，鼓励学术研究，为全国范围内从事研究工作的个人及机构提供资金。
第3章 灵感的创新（3）
1957年10月，一颗不祥的新星出现在美国上空，业余无线电爱好者们跟踪到它的轨迹…它就是苏联发射上天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旅伴1号”（Sputnik1）。“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一枚携带卫星的火箭，可我们却做不到。”美国的第一位女宇航员萨利·莱德（SallyRide）说。她现在是“萨利·莱德科学公司”的CEO，专门开发提高儿童科学兴趣的程序。“突然之间，我们丧失了技术优势。所有人都意识到，要是俄国人有了能送卫星上轨道的火箭，他们也能用它承载核武器攻击美国。这深深地影响了国家的心智。”
美国人的反应不仅是赶紧造一枚更大的火箭出来，还增加了对多个领域研究的资金支持（这也是布什博士愿景造成的部分结果）。太空竞赛的兴奋感激发了一代年轻人的想象力，后来他们中有不少人成为了顶尖的科学家和工程师。
国会于1958年通过了《国防教育法》，投资国家的未来，显示了增加科技人才的决心。《国防教育法》划拨了大量学生贷款，支持科学、工程、外语研究。它还提供了设备采购资金，为研究生发放国防奖学金。
1958年，国防部创办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重建美国在军事技术上的领先地位，避免碰到更多像“旅伴”一类的意外状况。阿帕的使命是资助高风险的长期研究，以大型项目和系统为重。那年不久后，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了《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法案》，正式建立航空航天局（NASA）。迈阿密和杰克逊维尔两座城市之间的海岸线…卡纳维尔角火箭发射站址，肯尼迪太空中心后来也坐落于此…顿时一片忙碌景象。
1961年，约翰F。肯尼迪入住白宫。那年5月，他在国会做了一次划时代的讲演，提出了一项激励人心的挑战：“我相信这个民族能够齐聚一心全力以赴达成这个目标，十年之后，人类将乘坐宇宙飞船登陆月球并且安全返回。没有任何一个太空项目能够超越它对人类的影响，超越它对宇宙远程空间探索的重大作用，也没有一个太空项目开发如此困难而且花费如此昂贵。”
1961年，一种叫“萨立多胺”（Thalidomide，也曾译作“反应停”，用于减缓孕妇的妊娠反应）未经充分测试的新药仓猝上市，造成欧美地区1万多名孕妇产下畸形胎儿的悲剧。为应对此事，FDA加强了对审批新药的控制。1962年，美国通过了《药效修正案》，要求制药公司必须证明新药既有效又安全。修正案还新增了知情同意、披露副作用的规定，严格管理临床试验。
这是一个恰当管控有助于创新的例子。由于FDA确定了标准，医生和患者们不再害怕尝试新药。“修正案说，要是你想在美国销售一种药品，你必须提供科学证据，证明你的药做过足够的试验，它确实有效。”FDA前专员大卫·凯斯勒说，“数十年来，美国的制药业展开了全世界最为激烈的竞争，原因即在于此。”
面对世界大事，美国的领导者们正确地评价了科学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他们高瞻远瞩，不光口头表态，还以实际行动鼓励、资助发明发现。他们懂得，研究是必需品，不是奢侈品。这为研究奠定了稳固而宽广的基础。1953～1963年，联邦研发经费在GDP中所占份额翻了将近三倍。多元化的资金机构（范围和类型互为补充）为进行大面积的科学探索创造了可能性。它们主要是为研究型大学，以及诸如斯坦福研究院等大型国立独立实验室提供资助，企业亦可。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3章 灵感的创新（4）
在技术行业，几家垄断或产业龙头企业有着充分的利润率和长远的眼光投资大范围研究。AT&T的贝尔实验室、RCA的Sarnoff实验室、IBM研究中心和施乐的帕罗奥多研究中心（PARC）…和学术机构一起…均曾为计算机、物理学、通信、电子学和其他科学领域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进步。这些实验室或研究中心的母公司并不期待从其研究工作中获取短期收益。
但有时候，回报从出人意料的地方冒了出来。“施乐光是从激光打印机业务赚来的回报，就足够抵消它对帕罗奥多研究中心的所有投资了。”PARC的前研究员，后成为施乐办公系统分公司总裁的约翰·肖齐（JohnShoch）说。研究带来的好处…从晶体管到激光再到互联网…覆盖了美国社会和全球经济的方方面面。
从PARC、贝尔实验室和阿帕等机构的身上，我们能了解到许多有关创新的知识。这些机构有着不同的方法和文化，但它们的成功无不展示了领导、资源、愿景、人才和信任恰当结合所蕴涵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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