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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思想上加强党性修养是预防腐败侵蚀的前提。腐败的蔓延不单是法律层面的问题，也是道德层面的问题，对共产党人来说，就是党性修养的问题。共产党人的党性体现为对党的宗旨和目标的认同性，对党的活动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实践性，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过程所持态度的群众性，对党在革命和建设期间实现主客观统一要求所必须遵循的规律性。肖玉璧参加革命队伍可能出自翻身闹革命的自发性，但是，对党的宗旨和革命目标的认识是肤浅的，在他看来，身经百战有战功就成为邀功享受的本钱。肖玉璧对党的活动原则和价值取向的认识是模糊的，他不知道党是为人民服务的，立党之基就是人民利益至上，而不是个人利益至上。肖玉璧更不理解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为什么要讲究节约倡廉，甚至不知道边区官兵平等，同甘共苦的动力来自于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热忱。抗战时期党和政府实行俭以养廉，教育党政干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无产阶级思想去战胜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持同贪图享受以及贪污腐化的思想和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党和政府通过查处肖玉璧案件，进一步提高了对反腐倡廉教育重要性的认识，为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和提供了政治保证。
第21节；
其次，加强制度和法律建设是反腐倡廉的有效保证。制度问题是带有根本性、长期性和全局性的问题。抗战初期，为有效地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陕甘宁边区制定和颁布了许多关于提高行政效率、反对贪污腐化的法规规章。如《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1939年1月）、《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1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1942年2月）、《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1942年10月）等。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文件，如《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政纪总原则草案》、《政务人员公约》，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原则、纪律和行动准则。这些法律、法规、规章的颁布，为边区政府及抗日根据地政府的廉政法制建设奠定了基础，及时遏制了陕甘宁边区腐败之风迅速蔓延的态势，腐败案件明显逐年减少。如在陕甘宁边区，1940年查处贪污案644件，1941年上半年下降为153件；在太行区，1943年查处贪污案606件，1945年下降到238件。因此，在极为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坚决有力地依法惩治腐败，是保证清正廉洁的关键所在。依法反腐不仅要做到有法可依，更重要的是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肖玉璧案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坚定地反对一切腐败行为，确保政治廉洁，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信赖。在当前党和国家仍然要继续做好执法工作，对腐败行为，不管涉及谁，不管其地位多高、权力多大，都要一查到底。
参考书目
①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4年），甲5，内部资料，1994年版，第457页。
②《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91页。
③《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253—254页。
④中国抗日战争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355页。
⑤梁凤荣：《陕甘宁边区的廉政建设》（应为《论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廉政建设》），载《当代法学》2003年第3期，第148页。
⑥中国抗日战争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354页。
⑦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编：《革命根据地商业回忆录》，中国商业出版社1984年版，第27—28页。
⑧中国抗日战争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第245—246页。
⑨《林伯渠传》编写组：《林伯渠传》，红旗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页。
⑩陕西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一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31—32页。
张文琳：《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廉政建设的经验》，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98页。
第22节；
《西北局各党小组对支部工作报告及机关行政工作报告的意见》1941年，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1）》，中央档案馆、陕西档案馆1994年版，第328页。
周道鸾：《陕甘宁边区肖玉璧贪污案》，载《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8年第12期，第94页。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700页。
周道鸾：《陕甘宁边区肖玉璧贪污案》，载《中国审判新闻月刊》2008年第12期，第95页。
吴美华、孙庆章：《轰动陕甘宁边区的肖玉璧贪污案》，载《中国监察》2000年第9期，第53页。
林仲仙：《略论陕甘宁边区的党风廉政建设》，载《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1年第11期，第14页。
张希坡、韩延龙著：《中国革命法制史》（1921—1949年）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39页。
第四章新中国“反腐第一刀”——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
1951年秋，在为支援抗美援朝而开展的增产节约运动中，各地都发现了大量惊人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有鉴于此，12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明确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一九四九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①并强调：“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遍的问题，而是关系于革命成败，关系于全党、全军、全体政府工作人员和全体人民利益的大问题。”②以此为开端，历时三年的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主的“三反”运动在全党范围内展开。
刘青山、张子善案是“三反、五反”运动时期惩处的一个大案要案，也是反腐倡廉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从革命功臣到腐化堕落分子
刘青山，1914年生，河北省安国县（今河北保定代管的安国市）南章村人，出身贫苦家庭，幼年即在博野县南白沙村当长工。1931年６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随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第一支队参加高蠡暴动。1937年10月，刘青山被选送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8月出任河北省大城县县委组织部长。为培养抗日力量，壮大共产党组织，他发起组办民运训练班，培训出很多优秀干部。同时，他和县委一起创建县大队和八个区小队抗日武装。从1941年3月开始，刘青山先后任中共大城县委书记、任河县县委书记，领导粉碎日伪清剿，使大城县抗日队伍和根据地不断壮大，并开辟了文安洼抗日根据地，日伪曾以1500块大洋悬赏捉拿他。1944年10月，他又奉命任冀中中共八地委城工部长，1945年10月任冀中中共八地委书记兼任冀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政治委员、地委党校校长。1949年9月任中共天津地委书记，1951年8月任石家庄市委第一副书记。
第23节；第四章 新中国“反腐第一刀”
第四章
新中国“反腐第一刀”
——刘青山、张子善腐败案张子善案刘青山、张子善，1914年生，河北省深州市尚村人，学生出身。自幼家境贫寒，父亲去世较早，母亲体弱多病。因其聪明刻苦，两个哥哥靠卖苦力供他上学，14岁到安平县城读高小。16岁考入安平县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