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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掌握了冷战时期的特征和范围。他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出一个教训——这次大战后应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但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奠定的基础与预想的目标相差甚远,我们看到得许多伟大的冷战建筑师和战略家们的所作所为,就是飞来飞去、处理事件、增加威胁。一点一点地,冷战战略家们建立起了后来被人们称为冷战体系的结构、概念和反应措施。
与全球化体系相处并不困难,只是要费点时间让我们的思维去适应它。要认识这个体系,我们就要进行大量的培训,因为这个体系并非仅仅是超级大国在起作用,而且“超级市场”和“超级授权者”也在其中。我认为,我们今天对全球化体系了解的程度与1946年我们对冷战体系的了解程度相差无几——那一年温斯顿·丘吉尔发表了他警告性的讲话后“铁幕”坠下,将前苏联的势力范围与西欧分开。我们很难想到,在丘吉尔讲话后,冷战这一场戏是如何演完的!当劳特利奇搜集一些前苏联有影响的学者写的杂文并以《面向2000年的苏联经济》为题出版时,销路不错。此时,已经没有任何作者可以印正他们的观点,因为在2000年,苏联早就不存在了。
如果你想知道现在究竟有多少人了解全球化体系,那么就来看看这个非常可笑的事实吧:
两位著名的经济学家,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的罗伯特·默顿和迈伦·斯科尔斯共同获得了1997年诺贝尔经济奖,仅仅一年前,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对于全球市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危险性还很模糊,以至于造成对冲基金历史上最严重的损失。是什么使得长期资金管理委员会的两名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呢?因为他们研究复杂的经济组织结构,即我们现在通常说的各种诱因以及全球投资者如何利用它们才能避免危机爆发!1997年他们因驾驭危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1998年他们因制造了危机而获得倒数第一奖。同样的人,虽然在同一市场中,但时运却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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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信息套利(1)
在巴塞罗那一个著名的科技馆里,我看到一个完美地表演“混乱无序”的展览,展厅中有个表演非线性摆动的装置,参观者在摆动摆锤前可以随意选择位置和速度,然后观察摆锤的后续运动,后续运动的轨迹被笔记录在纸上。然而参观者再次被请出来摆动摆锤并要求他在同样的位置上用同样的速度重新表演一次时,不管他如何认真地模仿,两次摆锤的运动轨迹都截然不同……我问博物馆主任,站在博物馆角落里一直盯着我们的那两个人想干什么?他回答说,“嗬,是两个荷兰人,他们正等待着‘混乱’消失。”很显然,该展览将要拆除,运往阿姆斯特丹。但从那以后我一直纳闷,这两位荷兰人的努力可否扩大到全球范围,通过组织将全世界的混乱消除?
——摘自默里·盖尔曼的《夸克与美洲虎》一书
我曾是“天气预报员”
正如人人都想对事物进行调整一样,我也曾努力用新的焦距去观察它。为什么这么解释呢,那就让我将长期积压在心底的一段事讲述给你听。准备好了吗?下面就是:
我曾经是贝鲁特的天气预报员。实际上我并未干过这行,那是一场误会。天气情况是我“估计”出来的。1979年,我作为合众国际社一名初出茅庐的记者在贝鲁特工作,那时经常上夜班,最后下班者的责任之一就是在发稿时将当天的天气情况上报回去,以便在合众国际社的世界天气预报栏播出,每天的报纸都刊登着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是多少。问题是当时贝鲁特压根儿就没有天气预报员,至少我没有找到他们,该国正处于战火之中,谁还顾及当天的气温是多少?人们能活下来就是万幸了。那些日子你唯一能感觉到的温度就是你自己的体温——华氏。于是常常用我发明的特殊方法估计外边的温度是多少,我向楼下的天气预报员们喊:“嗨,穆罕默德,今天外边的感觉怎样?”
楼下的穆罕默德或者索尼娅,或者是达乌德就会回答:“哎呀!我感到很热。”
“有90度吗?”我再问。“有啊,托马斯先生,你怎么说都行,”他们回答,“跟你说的差不多。”于是我就写道“最高90度。”然后,我再问,“金达,外边凉点了吗?”“是的,托马斯先生,”金达回答。“大约72度,是吗?”“是啊,托马斯先生,你怎么说都行,”他们回答。于是我再写上:“最低72度。”这就是我从贝鲁特上报回总社的天气资料。
数年后,我调到《纽约时报》“每日经济动态”栏目工作,我还经常想起那些情景。当时我的工作之一是记录当天的美元和股票指数,然而在市场关闭后我不得不四处寻找经纪人,打听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汇率走向,或者弄明白为什么道·琼斯平均指数会上升或下降。常使我迷惑不解的是,不论市场走势如何,不管美元是升还是降,某些分析家总能精辟地对世界6大洲24个不同时区内的美元对日元上升或下降半个美元从而导致万亿美元的流动作出同一解释。我们对他们的解释深信不疑。但过后我的头脑中总存疑虑,总是怀疑他们的华尔街版本是否就是贝鲁特天气预报的翻版,经济分析家是否在步我的后尘,某人是否像我一样对楼下的梅里尔·林奇或佩恩·韦伯的办公室叫喊,“嗨,穆罕默德,为何今日的美元下降?”不管是股票所的小职员还是秘书,或是正好路过办公桌的第一位经纪人的回答,便成了第二天报纸的结束语,也成了第二天世界无数商人行为的解释。
1994年,我以《纽约时报》国际贸易和金融记者的身份采访了美日贸易谈判。一天下午,我坐在那里将新闻专用线插入电脑,在浏览新闻摘要时,发现《路透社》两条新闻,一条紧接另一条:
贸易谈判愉快结束,美元攀升
路透社纽约电——在华盛顿与日本即将就贸易谈判最终将达成协议的乐观气氛中,谈判将于星期五结束,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的比价不断攀升。
贸易谈判前景不明,优质股下泄
第二章信息套利(2)
路透社纽约电——因美日贸易谈判到最后期限仍前景暗淡,可能出现对日贸易制裁,星期五收盘时优质股大幅下泄。
“嗨,穆罕默德,你认为美日谈判前景如何?”
“不用信息套利”和“讲述故事”
在贝鲁特填写天气预报时,我的想法与路透社发布关于股票和现汇报告的行为,都是希望出现混乱——虽然我们的行为都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当1995年我着手外交事务报道时,如果还用制造混乱的方法,即用在贝鲁特估计气温是多少的方法来报道政治事务,那我是干不长久的。怎么办呢?如何理解并解释这个不可信的复杂的全球化体系呢?
最简洁的回答是,我认为你需要立即做两件事——用###、全方位方式审视世界局势,与此同时,将复杂的情节用简单的故事讲清楚,而非讲述整个故事全貌。那就是为什么有人问我这些年怎样报道世界事务时,我回答说,我有两个技巧:为了了解世界,我“不用信息套利”;为了解释世界,我在“讲述故事”。
让我们分别看看这两个技巧。什么是信息套利?所谓套利是个市场俗语。从技术上讲,就是在同一时间内,在不同的市场上,利用价格差价和信息差异对同一证券、商品或货币买进或卖出而获得利润。一个成功的套利者应该是位做买卖的行家,他知道猪肉在芝加哥正以1磅1美元价格出售,而纽约的卖价是每磅美元,于是他在芝加哥大量进货,运到纽约出手。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套利,同样也可以利用文学作品套利。正如西班牙伟大作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所说,他“在伦敦以低价购买信息,再到西班牙以高价出售。”也就是说,他经常在伦敦出入高级沙龙,将在那儿获得的内部信息翻译成西班牙语传给西班牙读者。不管你是贩卖猪肉还是出售内部信息,对一个成功的套利者来说,关键问题是你必须有一个联系广泛的信息员网络和获得信息的途径,并知道如何将信息归类并让它获得利润。
如果你想成为一位有成效的记者或成为一位了解当今世界事务的专栏作家,你可以做类似的努力。因为今天,政治、文化、技术、金融、国家安全和经济之间的界限正逐渐消失,所以想解释清这件事,不提及另一件事是不可能的,要想解释清整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