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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将公司网得如此紧密，任何时候它需要——都可以在一个小时将所有问题搞清。
规则二：要让你的总工程师办公室成为因特网的福音传教士，要他对你的电子商务是否成功负责。除老板外，他是任何人都不听的；如果老板都没有下决心在因特网开展商务活动，那就别自找麻烦。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告诉他手下所有经理，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因特网战略，这就如上级下达的一道训令，让人感到因特网要抢他们的饭碗了。要想真正改变企业文化只有从上往下灌。“作为一位企业医生，必须彻底改变行政管理人员的观念，让他明白饭碗是否保得住与电子商务是否发展是结合在一起的，”科恩说。“假如老板的态度是‘让这家伙从我的工厂滚出去，以便我能保持国家俱乐部成员资格，’他不是你值得效力的人，你需要的是能为公司创造新的价值并能改变公司面貌
的人。”
规则三：要让所有成员同时知道所有的信息。对公司的资料，要有信息自由传播条例，以确保公司尽可能多的雇员、供应商、顾客共同分享。当人们想自我服务时，他们就可以自我服务，当顾客能自己下订单并看到产品从生产线上下来，各种效率和速度都正常了。如果顾客自己填订单并且填得很正确，良机就出现了。顾客平均隔日造访我们的网点，能够立即直接获得所需要的某些信息。更重要的是，顾客不仅直接和我们工作人员打交道，还将我们产品情况反馈回来，我们通过网络了解情况远比思科其他顾客了解的情况要多。
规则四：培训并鼓动顾客和雇员经常到网上浏览。当顾客给我们打电话时，总有机会告诉他们“你知道如何找到你所需要的一切吗？或直接到网上去找，不必等待总机的回答。”我们有自己的网上大学，训练新职员和顾客，对老雇员可以提高技能。未来的雇员也可以通过网络了解思科系统，看看是否应该到此处求职。在因特网上讲授的课程越多，通过思科网站自我服务的顾客，就比通过电话总机寻找服务的顾客要多，思科就可以为更多的顾客提供低价服务。
的确，科恩说，“我们已经改变了思科系统内部奖金的分配办法，每个经理为了得到奖金，他或她必须表明与其他人所做的工作情况——要完成这份工作，只有使用因特网的
杠杆才行。今天，思科公司的顾客和供应商们的问题，80％是可以通过网络得以解决，因此我们现在只要少数技术人员就可完成。此外，与思科有商务往来的每个摊贩也得通过网络进行。你到我们的HMO（保健组织部门），卖我们的餐巾纸、卫生纸或者计算机，就必须将所需清单输入我们网上采购系统，以便通过点击预订并通过点击比较价格。我们在这儿不提供清单，请记住，我们的清单不是纸张，将纸扔到一边去，不能通过纸张与我交谈。”
一旦企业采纳通过因特网发展业务的战略，科恩的集团就采取一系列措施观察运作效果如何，他将此称为“电子商务胆固醇试验”。他们通常可以测出一家公司的网络准备总体情况，“一年后我们就可看到长足进展，”科恩说，“例如，每个职员的效率有什么提高？从每位职员身上获得的利润是否增加？我们已经计算出，从1996…1999年，公司将业务全部通过因特网进行后，共节省了15亿美元开支。顾客是否更加满意？顾客是否对我们的业务通过因特网的越多，他们就越高兴？你的市场份额是否有所改善？能否继续降低商品运输价格，因为你与顾客和供应商的交流越来越频繁，透明度越来越高。因特网是否确保你的顾客从我这里订货更容易，结果，不仅顾客更满意，而且从我这里的订货也更多——这种货他以前见过吗？我是否让每位推销员更有成效？最后，我们的职员是否更高兴，对公司的价值是否有更好的认识——市场是否承认我们努力通过因特网的战略使效率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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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金色紧身衣”（1）
“今后一两年内我们仍将继续穿着金色的紧身衣，新政府对此必将加倍小心。”
——印度尼西亚前总统哈比比的经济顾问乌马·佐罗对《纽约时报》描述印度尼西亚政府要想解决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前景时，认为可迂回的余地不大，如果出现任何轻率行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全球市场都会严惩他们。
1999年10月23日
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在前往中国农村监督选举的旅途中，我和我的翻译漫步走过河道村时，顺便进了一家修理农机的农民家，他的前庭院里养着鹅和猪，但砖房里录像机和彩电一应俱全。我的翻译是个在美国就读的中国学生，他提到一件我从来没听说过的事——周围似乎听不到高音喇叭。在过去时代，每个“生产队”，只要有人的小村庄都安装了高音喇叭，用它们高声宣传和广播一些告诫人的话，我们询问房主那东西到哪里去了。
“我们去年把它摘下了”，提及高音喇叭，村民说，“没人再想听它了，我们现在有录像机和电视呢。”他们得到的信息如此简单：“自己干吧，找份工作，挣钱。”
数月前，我在泰国，观察泰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漩涡。我被安排采访西里瓦特·沃拉维特武提军，一位在泰国经济危机中破产了的房地产商，他和他妻子成了泰国经济崩溃的招贴画，也是为了活路，他们决定去卖三明治；这对曾经相当富有的夫妇将曼谷市中心的空房出租，开了一家做三明治的小店，与许多原来就是他们的雇员们一起，开始在曼谷街头送新鲜的火腿奶酪三明治。我们来到西里瓦特工作地时，他脖子上挂着一个黄色食品包，活像奔波于美国棒球场上卖三明治的小贩。虽然，我们谈话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声调中没有任何怨天尤人，而是对他的退职进行了深刻地反省。他说，泰国已经混乱了，人民知道这些，他们现在不得不勒紧裤带，跟上形势，没有什么牢骚可发的。他疯了吗？我问。他为何不在一切毁灭后的愤怒中，一把火将政府大楼付之一炬？
“不”，西里瓦特解释说，“我们不希望重新回到丛林中去，都盼望有个高水平的生活，所以必须继续生存，我们没有选择余地，只得自我调整，跟随世界潮流……只有竞争才能生存，这就完全有必要成立一个全民族政府，因为政府的负担太大了。”
数月后，我在华盛顿听了阿纳托利·丘拜斯的一次演讲，丘拜斯是俄罗斯失败了的经济改革和私有化的设计师，他的华盛顿之行是为了乞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更多的援助，但在当时，作为俄罗斯的杜马即议会拒绝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列出的条件。杜马还坚决指责丘拜斯是叛徒，为国外机构服务，屈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俄国的经济改革沿着真正的自由市场路线进行的压力。我问丘拜斯对这些指责如何回答，他告诉我：“‘行’，我回答他们，‘丘拜斯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务。然而你们的代理人是什么？你们有什么（真正可供选择）行得通的主意吗？’”丘拜斯说，他从未得到任何直接回答。
又过数月，我到巴西采访圣保罗前环境部长法维奥·费尔德曼，他是巴西议会代表，并正在圣保罗努力争取重新竞选此职。他狭小的办公室挤满了竞选人员，屋子里堆满了招贴画和其他竞选宣传机器。费尔德曼是个自由主义者。我问他关于党内政治大辩论的实质，他说：“在巴西（意识形态）左派已失去他们的旗帜，自由政府所面临的挑战是创造就业职位。你必须让人增加收入，重新调整分配。左派的旗帜是什么呢？他们对增加收入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只是提如何再分配。”这些改革向我们说明了什么呢？一旦三个民主化在80年代后期一起来到并摧毁所有的围墙，人们也摈弃了所有意识形态，一起选择了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人民能够讨论对自由市场的抉择和全球一体化，他们要求自己进行抉择，坚持走“第三条道路”，只是现在还不太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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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金色紧身衣”（2）
这与第一次全球化截然不同。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当工业革命和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席卷欧洲和美洲时，许多人被达尔文理论的残忍和“黑色撒旦工厂”所震惊。他们摧毁了旧的秩序和等级制度，产生出巨大的贫富差距，将所有人处于压力之下。当然，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