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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1934年
1935年
牛肉（磅）
138 283
7 684 637
猪肉（磅）
626 148
2 846 005
黄油（磅）
535 144
21 948 458
玉米（蒲式耳）
816 694
34 809 120
小麦（蒲式耳）
3 330 188
13 446 009
未加工棉（磅）
7 328 084
36 353 324
资料来源：弗兰克·肯特，《没有黄油：政治行为，1934…1936》。纽约：威廉莫罗出版社，1936∶250。
作为农业部部长，*不得不应付的是政府干预所带来的许多预料之外的问题。当政治家决定操纵农作物的价格时，农民获得了利益，消费者却吃了亏。《农业调整法案》成为法律后，食物和布匹的价格都上涨了。因为美国仍然深陷大萧条之中，这就意味着许多贫困的美国人只好饿肚子、穿破衣。由于出售的衣服、牛肉和面包越来越少，纺织企业、肉类加工企业和面粉厂就不得不裁员，这导致了更多的失业。由于对衣物的需求下降了，未来棉花的购买量将会下跌……农业部的官僚们就得重新测算来年用于种植棉花的地亩数。但这些测算都是错误的，因此，到1937年，政府库存的棉花太多，即便1938年没有一个人种植棉花，库存量也足够全国消费。1935年7月18日，《洛杉矶时报》的编辑部文章说，加入农业调整管理署被最高法院否决，“那就意味着对一个阶级征税以帮助另一个阶级的政策的终结。”
因为棉花供应充足，农业部就准备减少种植棉花的地亩数。从国际的角度看，这就意味着在世界棉花市场上美国的市场份额在下降。在《农业调整法案》实施前，美国在世界棉花市场所占的份额为60％。由于美国用来种植棉花的耕地的数量持续减少，巴西以及其他许多国家所占的市场份额扩大了。1933到1934仅仅一年间，巴西用来种植棉花的耕地数量翻了一番，从130万亩增加到260万亩。
《农业调整法案》的实施引发的另外一个出乎预料的后果，是南方棉花种植园大批地驱赶佃农。当棉花种植人得到政府的款项，要休耕其多达40％的土地时，他们就挑选出最不好的土地，并将原来耕种那些劣地的佃农赶走。*等不想看到这样的事发生，而且按照《农业调整法案》的规定，佃农也应该得到联邦补贴中的一部分。但事实上，成千上万的佃农仍被赶出了农场，成了失业者。关于巴西种植棉花的地亩数，见刘易斯·Ｗ。道格拉斯，《自由主义传统》（纽约：第范诺斯特兰德出版社，１９３５），第４６－４８页。关于佃农的问题，见戴维·尤金·康拉德，《被遗忘的农民：新政时期佃农的故事》（厄巴纳：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５）；裴金斯，《危机时期的农业》。
佃农被赶出了南方农村之后，罗斯福就开始算计新的联邦项目，想将这些人以及边际农地上的农民重新安置到其他地方的专门居留地。这些居留地（叫做“模范社区”）在1935年转由农业部部长助理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跟罗斯福关系不错，是总统智库的成员）领导的重新安置局管理的时候，很少有修造就绪的。年轻而满头卷发的特格韦尔对能为这些穷困之人修造居留地感到兴奋。他说：“如果政府有一个部门是为农民的强势群体工作，那么就该有另外一个部门为增进那些弱势群体的福利而开发有效的项目。”伯纳德·斯特恩舍尔，《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与新政》（新泽西新不伦瑞克：鲁特格尔斯大学出版社，１９６４），第２６３页。 。。
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6）
爱幻想的特格韦尔，对资本主义乃至私有财产制度深感疑虑。“我个人早就深信，应该对农场的所有制形式加以调控。我认为，在国家聪明的控制下，在我们僵硬而过时的经济制度中引入一种有计划的灵活性，是非常有可能的。”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日记，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３日，藏于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特格韦尔对领导这个部门非常热心，他迅速开始了构建有计划的社会的试验。他的部门有13 000个雇员，工作经费高达亿美元。他筹划将数千户佃农和边际土地上的农民安置到模范社区里。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日记，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０日，藏于罗斯福总统图书馆。
结果，这件事情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特格韦尔后来谈到他领导的那个部门的工作时说：“一切都做得那么笨拙、那么铺张浪费。”罗斯福得知特格韦尔建造模范社区的高昂成本后，也承认“觉得有点无地自容”。在纸面上绘制模范社区的蓝图是一回事，将佃农们安置在远离城市、功能齐全、价格便宜的住房里面，则是另一回事。位于西弗吉尼亚的阿瑟代尔，是特格韦尔的模范社区之一。那里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预制好的房屋和事先打好的地基不配套。这个问题刚刚解决，计划者又发现，那些佃农都来自落后地区，根本住不起那些房屋。这个问题在全国各地的模范社区中是普遍存在的。无法为没有技术的人找到有意义而且能赚钱的工作，是另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这种情况意味着，即使重新安置局建造起社区，也很少有人愿意搬进去住；即令有人愿意搬进去住，也住不起。加斯拉布内（“内布拉斯加”倒着写）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那是个“梦幻之城”，位于普拉特河边的奥马哈西面20英里处，有38栋蓝色房屋，每栋占地7公顷。这个社区后来被废弃了。附近的农民亨利·C。格里斯曼关注着这个社区，他说：“我预计，到时候这些房屋都得废弃。有点常识的人一看就知道，搞这样的迁移安置总归要失败。它是政府无能和愚蠢的表现。”
32号工程也是个风险项目，该项目计划以500万美元的代价将200户家庭迁移至阿拉斯加。有的评论者质疑项目的选址，因为那里已有的117户家庭的生活已经很困难了，再把200户家庭迁到那里，又不清楚这些人能否适应环境，这简直等于痴人说梦。阿拉斯加专家雷克斯·比奇眼看着32号工程逐步实施，就决定研究它。在观察了移民家庭的苦苦挣扎之后，比奇预言三分之二的家庭迟早要逃离那个地方。比奇写道：“阿拉斯加人带着蔑视的口吻谈论着这些新奇的‘社会改良’和‘农村安置’项目，这毫不令人奇怪。整个项目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社会上都是立不住的。它既是无知妄想，也处置失当。”
绝大多数其他的模范城市也都差不多。面对接连不断的抱怨，罗斯福在1936年总统竞选期间封了特格韦尔的嘴，大选结束后不久就接受了他的辞呈，将他领导的、饱受诟病的部门并入了1937年新成立的农业保障局。但是，罗斯福继续听取特格韦尔的意见，并曾在很多场合对金融家伯纳德·巴鲁克说：“你知道，雷克斯老想让我在一夜之内干成我需要多少年才能完成的事情。”“伯纳德·巴鲁克致塞缪尔·Ｉ。罗森曼”，１９５９年１月６日，罗斯福总统图书馆藏“罗森曼档案”。
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7）
参议员哈里·伯德（弗吉尼亚州）一直对特格韦尔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两个人争论的起因和发展过程很能说明问题。伯德来自弗吉尼亚一个古老的家族，他的家族在20世纪初已经衰败了。1902年，15岁的伯德辍学，去接管父亲几乎破产的报纸《温彻斯特晚星报》。他费了好几年还清父亲经营期间欠下的债务，同时也学到许多经营生意的知识：“有段时间我们的报纸之所以没有按时出版，是因为我不得不跑遍全城筹款，去还清我们的债务。”但是伯德最终使报纸扭亏为盈。19岁时，他租了一个苹果园，也经营得不错。在此后的20年里，他不停地买苹果园，每年出售成千上万蒲式耳的苹果，成了美国最权威的苹果专家。在他的带领下，弗吉尼亚开始动摇华盛顿作为美国最大的苹果产地的地位。
种植苹果的风险很大，有很多年，伯德也在亏本。早霜、夏热、冰雹和害虫都是苹果的天敌。伯德尝试过喷药、加温（对付霜冻）、科学种植和使用全国最大规模的冷藏设备。通过使用冷藏设备，伯德就能够控制温度和氧气，长久保存苹果，在最适合的时节拿来出售。伯德总给雇员支付高工资，因为他需要细心的员工认真地采摘、妥善地保存并细致地区分各类苹果。海涅曼，《弗吉尼亚的哈里·比尔德》，第１２５－１４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