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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黑人、犹太人、妇女、亚裔、西班牙裔、普通上班族、同性恋者、残疾人等群体为例，平等享有宪法权利的推动力来自左翼人士、自由派和软心肠的支持者。说到确保每个美国人享有同等待遇，现代保守主义的贡献几乎为零。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如果马丁？路德？金依靠威廉？F？巴克利（William F。 Buckley）和《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与种族隔离现象斗争的话，那么吉姆？克劳①（Jim Crow）现在依然会活得好好的。
给予传统上处于边缘地位的人自由，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政治的核心主题。面对这些成就，有些人认为成功部分来源于美国正在同时寻求全球领先地位，但这不会降低促成这一成就的人的功绩。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60年代，海外实力更强意味着国内更加富裕，反过来会为更大自由铺平道路。推动种族平等、妇女权利的改革派，负责德国、日本战后复兴的官员，要求把波斯湾纳入美国势力范围的石油高管，以及敦促采购昂贵新武器的国防项目承包商们，结成了默契联盟。
20世纪50年代，非正式美利坚全球帝国的形成，不是为了造福少数人的阴谋的结果。战后外交政策的合法性，源于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即在海外运用实力是为了促进国内形成更为完美的团结。在这种意义上，柯蒂斯？勒梅（Curtis LeMay）将军的核打击部队战略空军司令部（既是美国实力的象征，也是战后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核心部分）帮助创造了条件，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全国妇女组织才得以出现。
正确理解当代历史，意味着承认勒梅将军等顽强的冷战斗士与弗里丹等女权主义者之间奇怪的血缘关系。战略空军司令部成就了女权主义运动的神秘。
自我放纵的“消费帝国”（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两个10年，标志着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Charles Maier）所谓的“生产帝国”达到昌盛的顶峰。在这些年中，不容置疑的经济优势赋予美国很高程度的战略自给自足，因而转化成显著的行动自由。在告别演说中，乔治？华盛顿梦想有一天美国可以获得足够力量——“从人的角度讲，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位首任总统认为，实力使这个国家可以实现真正的独立，让美国人“在公正的指引下，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战争或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时刻显然已经到来。
但这个时刻很快就过去了。甚至在1950年前，美国就已经开始进口外国石油。起初，数量微不足道。时间一久，数量逐渐增加。这是经济矿井里的金丝雀。①可是在这20多年里，没人注意这件事情。
生产帝国继续永无休止地制造商品，其优势地位好像恒久不变，无法挑战。在欧洲和东亚，美国表现出令人赞叹的精明，将经济优势转化成了战略优势。在对日作战胜利日之后的20年中，梅尔写道，“美国人用财富换取优势”，向欧洲和东亚百废待兴的经济提供重建援助，为它们的产品开放美国市场。美国战后作为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是在华盛顿通过买卖实现的。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个生产帝国开始走上没落之路。在又一个20年间，美国贸易逆差一直未变、在越南遭受惨败、石油危机、“滞胀”、道德共识破碎、无法承受“猫王”埃尔维斯？普里斯莱（Elvis Presley）的接连攻击、“避孕药”、反文化，还有关于“上帝死亡”的新闻报道，这一切都表明生产帝国不存在了。梅尔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消费帝国”。正如手提午餐饭盒的工人是生产帝国辉煌时期的象征一样，少年在蓝色牛仔裤里装着爸爸的信用卡，直奔购物中心而去，现在成了消费帝国的标志性形象。生产帝国的天才是亨利？福特。在消费帝国里，福特的对手是沃尔特？迪士尼。
我们可以精确地找到失衡点。这是1965～1973年间的事情。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命令美国作战部队开赴南越，1973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最终停止直接参与那场战争。越战之前，为提高美国富裕程度而扩大美国实力的努力都对美国自由有好处。越战之后，扩大美国实力的努力仍在继续，但谈到富足或自由，结果越来越成问题了。
回想起来，表明优势地位消失的经济指标已经非常明显。越战的成本动摇了经济，赤字、通胀和弱势美元都是例证。但约翰逊总统仍试图掩盖这些迹象，追求自己提出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1971年8月，尼克松默认经济已经陷入混乱，让美元贬值，中止用美元兑换黄金。
这当然只是开始。20世纪70年代之前，因为美国早已成为世界第一石油生产国，石油公司决定着全球石油价格。1972年，国内石油产量达到顶峰，然后便开始了不可逆转的下滑。就在前一年，制定原油价格的特权转手让给了新的产油国集团欧佩克，即石油输出国组织。
随着美国的石油需求稳步增加，总体上美国对进口的依赖也在增强。同时，贸易条件也出现了变化。1971年，在数十年贸易顺差之后，美国的贸易开始出现赤字。1973年，后来是1975年，出口额被进口额超过。从那时起，一直都是赤字当头，美国出口再也没有达到进口的水平。实际上，两者之间的差距逐年拉大，其速度也越来越快。对美国民众来说，国家经济突然出现问题最明显、最痛苦的证明就是1973年的“石油冲击”，当时石油价格暴涨40％，加油站前排起长队，石油面临严重短缺。 。 想看书来
自我放纵的“消费帝国”（2）
20世纪70年代末期是一个增长缓慢、通胀高企的时期，正在酝酿中的经济文化危机已经对美国家庭造成了实际困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漫长的经济滑坡让美国人面临一个根本选择。他们要么抑制胃口，学会量入为出地生活；要么动用美国不断减少的实力储备，希望别人适应美国人挥霍浪费的习性。1979年7月到1983年3月是一段至关重要的间歇期，其间有两次关键的总统演说，但是显然，美国人毅然选择了后者。
这就是当代美国历史的真正支点，与美国当前的困境息息相关，而与柏林墙倒塌、苏联崩溃等所谓的决定性事件关系不大。1979年夏到1983年春，“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外交政策的标志性主张，经历了微妙的转变。虽然美国依然虚伪地声称世界离开它的指导和保护就无法运转，但其领导地位已经变为一种需要，而非选择。行使全球领导作用成为补偿经济地位恶化的一个手段。但是，不管有多少人唯华盛顿马首是瞻，都不能掩盖美国越来越看别人脸色行事的事实。领导现在也含有了依赖的意思。
1979年7月15日，吉米？卡特发表了重要演说。虽然卡特今天被公认是一位失败的甚至是倒霉的总统，但至少这一次，卡特展现了非凡的远见卓识。他不仅意识到依赖性的潜在影响，也预见到了任由这种状况恶化所带来的影响。
卡特发表演说时的气氛算不上适宜。1979年夏，民众对他的不满情绪以令人惊讶的速度日益强烈。经济状况非常糟糕。通货膨胀率达到11％；7％的美国人失去工作；优惠贷款利率高居15％，而且仍在上升。按照战后的标准，所有这些数据都高得即使不是史无前例，也是不可接受。更糟糕的是，1979年1月，伊朗革命者推翻了美国的长期盟友伊朗国王，导致又一次“石油冲击”。美国油价飞涨，不是因为真正短缺，而是由于恐慌性购买。总统大选年就要到了，如果卡特希望赢得连任，他需要迅速扭转局面。
这位总统原想在7月5日发表演说，专门讲能源问题。在最后一分钟，他决定推迟演讲。他在戴维营隐居了10天，他解释说是“利用这段时间接触和倾听美国的声音”。受他之邀，一群政治家、学者、商人、工人领袖、牧师和普通公民聚集在这个总统休养的地方，发表他们的观点，分析美国出了什么问题以及卡特需要对此做些什么。结果却只是开了一场马马虎虎的研讨会，外加留下的一些自责。
返回白宫后，卡特发表了演说，但内容与10天前计划的演说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一开始，他解释说，他之所以决定放弃能源问题，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问题深刻得多”。1979年的能源危机，他声称，只不过是一场更大危机的症状而已。“所以，今天晚上，我要首先给你们讲的是一个比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