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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政策体制上的巨大试错和宕荡起伏之后，选择了渐进改革的中国，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离不开在体制边沿上创新的中国民营经济力量。而中国民营经济力量每一阶段的成长，又反过来推动了旧体制的变革。一个令世界惊诧的中国经济奇迹，一个日见其好的改革开放局面，其实就是一场体制内外力量协调的“双人舞”。
正当我们为楼忠福艰难曲折的早期人生经历、筚路蓝缕的创业经历，以及他身上所蕴涵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伟大精神而激动不已的时候，在内地有“民企杀手”称号的香港学者郎咸平再次向中国内地民营企业“发炮”。其后，郎咸平的“剑锋”直指中国主流经济学者，以及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一场始料未及的争论，就此在一个虚拟的空间爆发并迅速蔓延。
如果见诸媒体的报道属实，那么最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号称给外国学生讲中###史的郎咸平不仅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国退民进”，而且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甚至连整个中国改革的大方向都否定了。
与此同时，历来对改革开放政策基本全盘否定、主张关起门来自力更生的左大培更是在北京振臂高呼——“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而且还要“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
如此情景，真让我们有“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如果说这场争论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探讨问题的味道的话，那么到后来，就完全是意气之争和主义之争了。
史学家袁伟时曾经说，中国的“历史包袱非常沉重。死的拖住活的，该死的不死，这是两百年来中国苦难的最要的根源”，“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基本内容，就是冲破这个‘铁桶江山’的苦难史”。
郎咸平和左大培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喜欢什么样的明星感觉，只是他们自己的自由和权利。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民营企业家的巨大作用——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含糊，也是含糊不起的。这些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是谁拍胸脯就可以给出答案的，这些答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很长时间的实践中付出了巨大试错成本之后的慎重抉择。
袁伟时先生还说，中国的危险一方面来自于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来自于国外的极端思潮。那些来自国外貌似时髦的极端思潮一旦与中国历史中最腐朽的东西结合，其祸害将更千百倍地甚于传统。所以中国的改革，既不需要“休克疗法”，也不需要“中国的戈巴契夫”，更不需要“中国的普京”。一个当年的“苏联老大哥”已经够中国人消受的了，难道今天还要听郎、左二人耍弄，再往一个进口的红色火炕里跳吗？
基于这些考虑，基于对郎咸平和左大培这种貌似崇高而实质荒谬的言论的担忧，《中国力量》的作者在动手写作本书的时候，抛去了传统人物传记的写法——他们不是为了写一个人物而写一个人物，他们试图通过这本书来对这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作一个实证式的解答。
所以说，这本书不完全是写楼忠福的个人或广厦公司的成功史。作者是怀着求证的目的、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去考察一个国家、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作者表面上是写一个人和一个企业，但实质上他们是在写一群人、一个国家、一段重要的历史和一个伟大的时代。
毫无疑问，《中国力量》一书是给郎咸平和左大培等人的一个实证回应，角度新颖、立意鲜明，而且有理有据，气势恢宏，任何读者都不难发现这个案例的效用和威力，都不难从阅读和思考中作出这样的结论：没有民营企业家力量，中国的变革和进步就完全不可能——过去不可能，未来也不可能。但愿郎咸平左大培等人能读到此书，从而对他们的观点、立场甚至思维方式作出必要的检验、修正以及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