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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历史已经有大量事实雄辩地证明，平均主义和仇富心态的极端思想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十分有害的，这些思想一旦付诸实施，带来的必将是灾难和社会的倒退。
所以说，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大中华地区，无论是内地还是香港地区，认识和尊重企业家的巨大贡献和作用、营造适合企业家成长和创业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仍然是一件任重道远的、意义重大的事情。
21世纪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发展机遇，如果我们不想错过这个机遇，我们的社会就必须与时俱进，而我们的社会如果要与时俱进，我们的文化就必须进行必要的革故鼎新。
作为在世界华商中拥有广泛影响力的香港主流财经报纸，宣扬企业家精神的伟大贡献、营造适合企业家成长和创业的社会舆论环境和文化氛围，是我们“在商言商”的《香港商报》责无旁贷的使命。所以我们香港商报社两位记者——首席记者龙镇洋和总编助理周建顺，能够不辞劳苦地写出《中国力量》一书，也算本报为这个重大的时代使命奉献的自己的绵薄之力吧！
《香港商报》社长 吴松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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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2）
甲申年冬于香港
代序（1）
没有中国企业家就没有中国未来
历史的教训是沉痛的，但更为可悲的是，我们往往只承受了历史的沉痛而不接受历史的教训。所以说，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如果能够被我们的社会更好地容纳、理解和尊重，这与其说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幸运，不如说是我们的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我是一个历史感特别强烈的人，作为一个常常奔走于内地与香港地区之间的香港传媒记者，我一直感觉自己像是掉进了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时间隧道”。
作为“时间隧道”的行者，我一直用左眼看着香港，用右眼看着内地。2003年，我的左眼看到了香港政局的纷争，而右眼看到了中国内地民营经济力量从历史的后台走向时代的前台。
所以在2003年底，我的老毛病又来了。我叫自己写两本书：一本名为《香港：一个城市和一个国家的命运》，另一本是《民营企业家：一个群体和一个国家的命运》。但是这么多年来，动不动就想写书的我却像个习惯性流产的妇女一样，“怀孕”很多，但从未成功“生产”。
不过，这一次却因为很多偶然的因素改变了我的“习惯性流产”，因此便有了这本书。
2004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召开期间，参加会议的六位浙江民营企业家全国人大代表举行专场记者招待会。因为民营企业家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双重身份所散发的新闻魅力，加上这是整个人大会议期间的首个专场记者招待会，所以两百多名中外记者蜂拥而至。其间，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向他们提问：“如果马克思到浙江，你们说他会有什么感想？”
这是一个看似无趣但却十分刁钻、严肃的问题。向来务实、习惯在无趣和无聊面前慷慨“装傻”的浙江企业家们，本想以笑声和打哈哈来消解这个看似无趣的问题，但广厦控股创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楼忠福却不肯因为表面的无趣而丢掉一个严肃的问题，等大家打完哈哈之后，他主动接招。
他说：“我再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想马克思如果到浙江，看到浙江经济发展得这么成功，首先肯定会很高兴。第二点，我想他老人家也会很惊讶，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实践已经超越了他的理论。”
马克思仍然是一个沉甸甸的、能勾起无数往事的中国历史和现实关键词。楼忠福是在内地具有标杆意义的民营企业家之一。民营企业家群体是分量越来越沉甸甸的、能寄托很多梦想的中国未来关键词。
因此这个看似波澜不惊的简短对答，对于一个有宏大叙事毛病、常常在“时间隧道”中穿行的我，有如巨石击水，久久不能停止思索。这一幕不仅冲击着我的内心，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我写《民营企业家：一个群体和一个国家的命运》的愿望。
无巧不成书。两会归来一个月后，我的同事——《香港商报》总编助理、《香港商报》浙江记者站主任周建顺先生；正打算写一本关于楼忠福的传记，而且邀请我一起合作。于是我的写书计划再向前走了一步。
通过几个月的调查和采访，我们被楼忠福先生充满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创业经历深深吸引，被他以及其他浙江民营企业家身上健旺的企业家精神深深感动。楼忠福先生不仅个人命运曲线的起伏跟新中国的国运曲线完全吻合，而且他个人经历中的很多细节也跟国家当时的变化起伏丝丝入扣。
选择了渐进改革的中国，每一个阶段的进步，都离不开在体制边沿上创新的中国民营经济力量。而中国民营经济力量每一阶段的成长，又反过来推动了旧体制的变革。一个令世界惊诧的中国经济奇迹，一个日见其好的改革开放局面，其实就是一场体制内外力量协调的“双人舞”。
正当我们为楼忠福艰难曲折的早期人生经历、筚路蓝缕的创业经历，以及他身上所蕴涵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伟大精神而激动不已的时候，素来对内地民企极端不友善的个别香港学者再次向内地民营企业“发炮”。其后，其剑锋直指中国主流经济学者，以及整个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一场始料未及的争论，就此在一个虚拟的空间里爆发并迅速蔓延。
如果见诸媒体的报道属实，那么最让我们始料不及的是，号称给外国学生讲中###史的个别香港学者不仅全盘否定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而且否定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甚至连整个中国改革的大方向都否定了。
与此同时，历来对改革开放政策持全盘否定态度、主张关起门来自力更生的个别北京学者也在振臂高呼——“我们不仅需要中国的普京”，而且还要“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言辞之激烈，大有“金猴奋起千钧棒”的气势。
如此情景，真让我们有“今夕是何年”的感慨！如果说这场争论刚开始的时候还有点探讨问题的味道的话，那么到后来，就完全是意气之争和主义之争了。
个别学者愿意过什么样的生活、喜欢什么样的明星感觉，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但中国改革的大方向、国企改革的大方向、民营企业家的巨大作用——这些事关重大的问题，是不能含糊，也是含糊不起的。这些问题的是非对错，不是谁拍胸脯就可以给出答案的，这些答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很长时间的实践中付出了巨大试错成本之后的慎重抉择。
代序（2）
对这些大是大非问题的不同看法，正是某些鼓吹“需要中国普京”的学者与最早提出“转轨公平问题”的秦晖先生的最本质的区别。洞察历史的袁伟时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的危险一方面来自于自己的历史，另一方面来自于国外的极端思潮。那些来自国外、貌似时髦的极端思潮一旦与中国历史中最腐朽的东西结合，其祸害将千百倍地甚于传统。他警告说，对于这些“少不更事”而又“喜欢利用这两类题目播弄是非”的时髦学者，“人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头脑”。
所以说，中国的改革既不需要“休克疗法”，也不需要“中国戈尔巴乔夫”，更不需要“中国普京”。一个当年的苏联老大哥已经够中国人消受的了，难道今天还要任某些人耍弄，再往一个进口的火坑里跳吗？
基于这些考虑，基于我们对个别学者貌似崇高而实质荒谬的言论的担忧，我们在动手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抛去了人物传记的传统写法。我们不是为了写一个人物而写一个人物，我们试图通过这本书来对这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争论作一个实证性的解答。
所以说，这本书不仅仅是写楼忠福的个人成功史。我们是怀着求证的目的，以一种大历史的眼光，去考察一个国家的起伏、一段历史的功过和一个时代的变迁。我们表层上是在写一个人，但实质上我们在写一群人、一个国家、一段关键的历史和一个伟大的时代。
简而言之，我们写这本书的最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告诉那些高呼“不要对民企抱有幻想”、“不仅需要中国普京”和还要“展开系统的‘秋后算账’”的学者们，以及那些把他们视为“英雄”的附庸者：没有民营企业家力量，中国的变革和进步就完全不可能——过去不可能，未来也同样不可能。
这是血与泪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