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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过程和经济过程是一体两面。人口过程包括人口的规模、结构和分布的变动过程。经济过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过程。虽然经济增长具有周期性，人口变动也有波动性，但是社会一直朝着潜在生产能力增加的方向演进，而人口也是朝着低生育方向演进。凡是进入经济发达状态的国家，人口都已完成了转变，而尚未进入发达状态的国家，人口转变仍未完成。中国是唯一的例外，虽然经济尚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但是人口转变已经完成。＇人口红利、刘易斯转折点与经济增长周祝平＇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计划生育。
在现阶段的中国，应该彻底停止计划生育，并且鼓励生育。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了翻来覆去的变化，消除了人口太多带来的不利因素，也使当初引起多生人口的因素，转变成限制人口生育的因素。
城市化
1980年中国人口构成中，城市户口比例为19。39％；农村户口为80。61％。到了2010年，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几乎平分秋色，分别是49。68％、50。32％。农村是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抚养成本比较低。在农村，生下来上过户口的孩子都可以分到田地，城市大多只能依赖劳动报酬，城市能够享受到比农村更好的资源，但是也推高了生活成本。在现在中国这种情况之下，在城市生得起孩子，未必养不起孩子。
中国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不同地方间人口的流动。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2003年国家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多了，城市间的人口流动也频繁起来。据统计，2000年时中国的流动人口为14439万人，到了2010年增加到26139万人。流动人口中主要是40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员。没有具体的数据来证明流动人口的生育率比常住人口低，但是流动人口对婚姻的影响却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比如在农村中22岁左右结婚非常普遍，如果外出打工，择偶观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所在地观念的影响。流动人口大多是为了工作，这就不得不考虑“何时结婚”、“在那里结”、“什么时候要孩子”、“孩子是带在身边还是在老家”等一系列问题。
教育
1964年中国文盲率为33。58％，2010年为4。08％。得益于大学扩招，1990年、2000年、2010年每十万人拥有大学文凭的人数分别为1422人、3611人、8930人。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生育率，而且文化程度高的人，更注重培养孩子的质量，而非数量。统计资料显示，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达到高中的，生育率只有1。2的水平。高等教育，使人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晚婚晚育，也使得他们在单身、同性恋、丁克家庭中都占据了压倒性的比例。
经济的发展
1990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10元，2009年为17175元人民币。生活的富裕，减缓了人们的生育愿望，主要在于人们更愿意追求更高的生活质量。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心理压力过大等问题也都接踵而来。它们影响着人们的身心健康，不孕不育患者也多了起来。避孕药和安全套等避孕措施的使用，人工流产技术的普及，降低了非自愿性生育率。这些因素都影响着生育率。同时伴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发达，自然生育率的下降是必然的。在这种大背景下，与时代脱节的计划生育政策，应该转向奖励生育。
独生子女在成长中面临的诸多的风险，如疾病、交通意外、天灾人祸等，战争时期还有服兵役义务。这些风险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也许并不算大。但对于家庭来讲，是致命的。缺失孩子又丧失生育功能的家庭，又成了拐卖孩子者的潜在市场，这种行为又危及另外一个家庭，造成恶性循环。家庭是组成社会的细胞，家庭风险的累积，会造成社会的病变。中国在历史上经历的“五胡乱华”、“金元灭两宋”，使当时中国人口减员90％以上，如果不是有着众多的人口，没有一个文明可以承受得住如此浩劫。中华文明的延续，应该感谢“多子多福”的传统。
中美两国的政治制度
世界银行曾做过一个关于社会财富的调查，最终得出结论：人力资本和依法衡量的制度价值是国家最大的财富。21世纪最宝贵的资源是人才，这句话大家耳熟能详，那么制度又能够带来什么？一件由中国制造的商品在美国的销售价格比中国便宜一半；一个墨西哥人移民美国后生产效率是在墨西哥的五倍；近代美国一直吸引着来自全世界的移民，中国则一直是移民输出大国等等。解释这些或大或小差异的背后最核心的因素就是社会制度的不同。
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从而，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者经济领域里交换的激励。一般来说，现行的政治规则决定经济规则，而经济利益结构也会对政治结构产生影响，这种因果关系是双向的。＇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buuyu。
中国政治制度对比
美国是一个由众多联邦组成的代议制法治政府，它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制衡。它的这种政治体系架构已经成为当今政治制度中的典范。
联邦制：
美国宪法建立了联邦制政府，有两个治理层。一个是全国的中央或联邦政府，有权对影响整个国家的问题——外交、军事行动、政府债务等独自做出决定；另一个是州和地方政府，除宪法中明确规定的权力外，其余权利归属州政府，前提是不得损害其他州的权益。
相比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区，美国州政府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种模式，使得各州可以根据本州的文化背景、经济优势等特点，选择最适合本州的发展模式。也有助于化解美国这个移民大国潜在的多元文化冲突。正是基于这些优点，世界上主要的大国都实行的是联邦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金砖四国”中除中国外的其余国家实行的也是联邦制。
相对于中央集权国家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联邦制降低了治理国家的难度，在经济发展方面也更加的高效、灵活。州政府的领导人是由本州民众选举产生。官员的权力来源于民众，决定了他们必须把民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为本州的利益而努力。在制订经济发展计划时，会考虑长远的可持续发展，避免了朝令夕改，也不会出现以牺牲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发展模式，比如牺牲本地环境来发展经济、搞拆迁式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方式。官民之间没有利益冲突，社会自然就稳定了，又进一步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在中国，省级领导人是由中央任命的，各级地方是逐级自上而下任命的。同时，官员在地方的任职实行轮回制，即省市级官员会在不同的省市之间调动。和人事及政治上高度集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经济上的分权。地方政府控制了大部分的资源，如土地、金融资源、能源和财政分配等等。*（《从威权到民主》青木昌彦、吴敬琏编，许成钢《政治集权下的地方经济分权与中国改革》）官员的权力来源于上级，在现阶段经济发展（即GDP）又是衡量官员政绩的指标，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急功近利式的经济发展。在当下中国，创造GDP最快的方法一是由政府投资的基础建设，二是招商引资。经过改革开放到现在，基础建设带来的边际效益越来越低，中间还存在着严重的浪费和贪污腐败等现象。招商引资大多在政策、土地、环保方面给予超额优惠，吸引外部资金投资。但这两种发展模式都在部分程度上存在牺牲民众的利益。近些年频发的社会事件，暴露了这种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反过来，政府又要投入大量经费“维稳”，更是加剧了官民之间的对立。这种社会的稳定性，抗风险能力极差，一旦发生经济或者政治危机，很容易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发展成果无法有效得到保障。
在人民不能有效实施监督权利的情况下，中国地方政府掌控的经济资源，容易成为官员利用公权力“寻租”等经济犯罪的温床。利益结合带来的地方保护主义、资源滥用、甚至抵制中央的经济调控等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