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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在快速增长，自身的产业和经济规模却提供不了那么多就业机会，就必然会促使遭遇经济困难的人们离开家乡寻求发展。同时，发达国家延迟退休年龄、通过分工协作提高效率、实现区域人才自由流通等措施，依然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就必须会选择获得大量移民进行补充。
自然，即使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不以知识产业为主，可替代性强的低端产业也并没有太多外包，任何一个国家也只会更欢迎那些能做出更大贡献的杰出人才，以及那些能为本国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的投资人士。尽管当地人不愿做的家佣、清洁、建筑等工作也长期需要外国劳动者，低技能移民的进入并不造成本土劳动者的薪酬降低、就业受影响。但是从长期看，这些低技能劳动者还是容易成为政府负担，并且因为缺乏跨越语言和文化的能力，在融入当地社会往往相对困难，容易形成种族对立问题。
因此，从整体来说，发达国家包括任何一个接受移民的国家，尤其是在申请成为本国的永久居民或公民这一点上，采取“选择性”的移民政策都会成为一种必然：要么是本国公民亲属优先，同族裔血统优先；要么就是人才和投资者优先，让移民政策为人才战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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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产业转移
伴随着科技革命，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进行了多次调整。当某些高新产业能够创造越来越多的生产价值时，当产业价值链大部分利润日渐流入到智力生产环节时，发达国家就会越来越多地发展耗能低、耗材少、附加价值高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同时保持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研发、品牌、营销、产品设计等产业链高端部分的控制，而将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知识密集型产业的低端部分，逐渐转移到成本更为低廉的海外地区。
成本更为廉价，是成为国际产业转移地的首要因素。不仅仅是劳动力、土地要廉价，也还需要有更小的政治、社会、政策的成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主要出现过三次国际产业转移大潮：
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西德等国家转移，自己则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电子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这一时代，日本的高端人才几乎将前往美国学习、培训、研究、工作，视为成材的必经途径。
第二次是在20世纪60至80年代，日本等开始将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等国家或地区，自身则开始产业升级，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用电器、汽车等附加价值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日本开始出现大规模的人才回流，而亚洲“四小龙”的人才大量外流，并伴随着比例相当高的人才流失。
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将低端产业转移到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亚洲“四小龙”的人才开始大量回流，留学人才回归比例在产业升级之初大多超过五成，而中国、印度则成为欧美新兴主要的人才输送国。
国际产业转移会带来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当这些工业国家在承接制造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逐渐掌握一定程度的技术，从仿造中学会创新，则必然会向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升级。另外，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均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大幅度提高，新兴工业国家从事制造业的优势会逐渐递减，跨国企业必然开始把这些低端产业转移到成本更廉价的国家和地区。这会带来国际产业的再次转移。
中国、印度等尽管制造业发展已经登峰造极，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只能放在附加值更高的第三产业和知识产业上。但是，拥有超过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劳动力过剩严重，再加上严重的两极分化，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并没有跟经济增长同步进行，或者说依然相对廉价。同时，数以千万的人无业可就，也将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这些国家不可能像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一样迅速进入“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列，新一轮大规模国际产业转移不会那么快地发生。
未来二十年内的中国的产业升级，必然不是要放弃“制造中心”而升级成为“创造中心”。东部沿海地区可能会“腾笼换鸟”，但中西部地区会希望把那些制造业承接过来。或者用俗话说，就是“制造中心”和“创造中心”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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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外流与流失
“新加坡的成功仰赖于吸引外来人才的能力，因为最能吸引人才的国家，经济就会最成功。”
——新加坡国务资政、前总理吴作栋
2008年诺贝尔奖的表述曾让日本很受刺激，首先是南部阳一郎作为美籍日裔科学家领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日本文部科学省表示：“从国籍上说，南部现在不能算是日本国民。但考虑他赖以获奖的科学成果是在日本国籍时期取得，因此从心理上说，我们希望将其视为日本人进行庆祝。”
日本文部科学省后来决定，在正式记载中将南部阳一郎作为美国获奖者进行表述，同时却坚称“今年日本共有4人（包括南部阳一郎在内）荣获诺贝尔奖”。可事实上，南部阳一郎虽然49岁才加入美国籍，但31岁就来到美国，科研成果也是在美国取得，科研的经费、设备、报酬由美国提供，工作成果也服务于美国。
接着，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的公布，又把还没有放弃日本籍的下村修当作美籍日裔科学家通告全世界。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一开始就把下村修的国籍写成“美国”。人们似乎没有疑议，因为下村修跟南部阳一郎一样，从31岁就移民美国，此后为美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服务，就连获奖时的例行采访也是在其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家中进行。
这两件事严重刺激了整个日本社会，这比同年华裔诺奖得主钱永健对着中国媒体否认自己是中国科学家带给中国的刺激有过之无不及。平心而论，钱永健为美国效力无伤大雅，毕竟除了血统之外，钱永健是纯粹的美国生美国长。而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却本是日本人，在30多岁最年富力强的时刻去美国寻求发展。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自称科技立国的日本，竟然无法留住本国最优秀的科学家，这无疑是种耻辱。
就连中国的新华社也报道说：“30多岁就赴美研究的下村修获化学奖，诺贝尔奖网站一开始把他的国籍错写成‘美国’。日本诺奖获得者中带着的那一丝美国色彩，让日本人欲说还休，并开始反思本国的人才流失现象。”
既然“硬件”没有问题，那么人才不回归祖国，自然就跟政府政策、体制文化、人文环境等“软件”有关。或者说不是政府没有钱，而是政府不愿为科学家付出高工资。《日本经济新闻》就发表评论指出：“美国不仅是科学研究的中心，其科学研究者的收入也比日本研究者多数十倍。此次获奖的结果从一个侧面显出日本人才外流的问题。”
日本领军人才“美国制造”的背后，确实是日本严重的“人才外流”。截至2008年，一共有16名具有日本血统的人获过诺贝尔奖，自然科学领域有9位，但不仅仅是南部阳一郎和下村修，汤川秀树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执教时成为日本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生理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博士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获奖期间是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化学奖得主野依良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化学奖得主白川英树曾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日本自然科学领域一半以上诺贝尔奖得主都曾在美国留学或工作过，只有益川敏英一个人不会说英语。
因此，尽管人才外流会带来人才流失，日本却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些通过“外流深造”培养出的领军型顶尖人才，已经是本国科学发展的主力军，对于日本发展与崛起的作用不可替代。或者说，日本需要考虑的不是阻拦的“人才外流”，而是如何在人才流动当中避免人才流失。当然，事实上人才外流虽然频繁，但日本的人才流失并不严重，并且带来的贡献远大于损失，16名日本血统的诺贝尔奖得主，只有一位不是日本籍。
这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人才跨国流动不可避免，但人才外流却是把双刃剑，一个国家该如何对人才的外流、滞留、流失加以区分？如何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