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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个5岁的意大利女孩在日内瓦的上学途中被绑架,歹徒在拿到200万美元后将她释放。
在女儿卡罗琳与伊莎贝拉·里佐利交上朋友后,菲尼对孩子们人身安全更加担忧了。伊莎贝拉的父亲安杰洛·里佐利是个意大利电影制片人,也是米兰《意大利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的出版商,他们家距离菲尼家只有5分钟车程。她们考入了同一所学校,卡罗琳开始带伊莎贝拉回家。当卡罗琳到伊莎贝拉家玩时,她看到警卫们拿着Uzi手提机关枪在周围巡逻。有一次,两个姑娘去一个休闲公园玩耍,伊莎贝拉的父亲派出了装甲汽车和六个全副武装的警卫。“她父亲是重点攻击目标,我总是悬着一颗心。”菲尼说,“她们总是炫耀自己的富有,开着大型轿车去学校。”他不让卡罗琳陪同伊莎贝拉去意大利,“因为歹徒们可能会为了一个目标而抓两个人”。伊莎贝拉非常喜欢菲尼一家,以至于几年后菲尼家搬到美国时,她就央求父亲允许她跟他们一起到美国。可是,家人却把她送进了瑞士的一所贵族学校。伊莎贝拉在那里染上了毒瘾,1987年,在她23岁生日后的一个月,她自杀身亡。“卡罗琳那个美丽的朋友吸毒之后,从摩纳哥一座大楼跳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菲尼说。她短暂的一生也戏剧性地表明,有钱并不代表着幸福。
10 怎样才算富有?(2)
菲尼在家中举行了一次*,专门接待像伊莎贝拉那样失意、不幸的年轻人,尤其是家庭破碎的孩子们。他为这些年轻人找工作,或者把他们送入大学,成了他们的良师益友。这些事情,他的孩子们必须学着自己去面对。还在新泽西的时候,十几岁的菲尼就曾把朋友带回家,给予照顾。据他的姐姐阿琳回忆,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孩在菲尼家待了一个晚上之后,又继续在那里住了一个夏天。
菲尼身边的人都注意到了那个时期他在性格上的变化,有人还记下了年届而立的菲尼对世界形势的担忧。对于这个美国人来说,早些年的商业历练是一段乐观的经历,而现在他发现了一个全新的、鲜活的世界,在那里,一切皆有可能。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正沉浸在空前的稳定和繁荣之中。不过,接下来的1964年,肯尼迪总统遭暗杀,越南战争爆发,以及全世界弥漫着反美情绪。“他和他的很多朋友都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出人头地,”菲尼的儿子帕特里克回忆说,“我想,在那样的背景下,他非常期望世界能变得更美好。但随着他日渐变老,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他的失望来源于他年轻时过多的希望。”
看似自相矛盾的是,菲尼在变得越来越朴素的同时,更加致力于在全球建立DFS网络,这给他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在丹妮尔看来,菲尼似乎变得更急迫、更专注于自己的商业利益。他阅读商业方面的书籍和成功商人的传记,他不停地巡视,到伦敦、纽约、夏威夷、香港、东京、关岛、*。汤姆·哈维尔等同事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菲尼就像个“上满发条的人,不停地搜索新的商机,不停地巡查,不停地学习。他旅行时很少带行李,总是在每个落脚点都留一些换洗衣服”。
不过,对于菲尼的孩子们来说,那却是一段最幸福的时光。他们很喜欢他们在弗兰奇–里维埃拉的学校,他们还记得,当他们到地处山上的“白雪学校”时,他们的父亲会开三个小时的车,带着放映机和大荧幕来给同学们放映最新的电影,比如《音乐之声》和《生而自由》。菲尼把年迈的父亲接到了圣让卡普费拉,并安排家人回新泽西探访。新泽西的家中常常有客人,而且总是充满欢乐。
菲尼在摩纳哥设立了一个专属办公室,离法国蓝色海岸只需很短一段车程,在那里他可以口授机宜,管理他蓬勃发展的生意。他招募了一名税务专员——杰克·穆尔,还雇用赫尔加·弗莱兹做秘书,赫尔加从汽车国际时代就一直在DFS供职。
1975年,DFS管理层出现危机,菲尼又被拉了回来,继续担任总经理。已经担任主席的托尼尼·皮拉罗雇用了一个来自夏威夷“自由之家”的生硬粗暴的美国人埃德·阿特伯里,他是DFS管理层中第一位外来的总经理。阿特伯里带来了一些他自己的人,并且取消了夏威夷的乔·莱昂斯、关岛的迪克·韦德、香港的约翰·蒙蒂罗等分公司经理的自主权。他把日内瓦的仓库集中起来,称之为“瑞士采购中心办公室”(CBOS)。在蒙蒂罗的记忆中,那是一场噩梦。“那样做的后果就是,夏威夷要的运动衫运到了香港,而为香港特制的礼物却运到了怀基基。”更糟糕的是,埃德还对那些曾为公司立下汗马功劳的人恶语相加。“他鄙视我们、斥责我们,”蒙蒂罗说,“每次我被叫到他的办公室,都要忍受一场暴风骤雨。”各地区的经理们都以离职相威胁,菲尼意识到阿特伯里必须离开。米勒和艾伦·帕克都表示同意。菲尼对皮拉罗说:“让他滚蛋!”皮拉罗反思道,股东利益与公司利益之间总会有一些摩擦,不过阿特伯里没有认识到生意场上的真谛,因而他必须离开。 电子书 分享网站
10 怎样才算富有?(3)
菲尼在日内瓦的CBOS办公室召开了董事会。在会上,他恢复了自己作为公司CEO的身份。据蒙蒂罗回忆,菲尼此次出手是毫不留情的。阿特伯里和他的人马离开之后,几位股东从波士顿雇用了资深零售商鲍勃·富托兰来对公司进行专业管理。菲尼待了几个月,以确保这位新人能够理解DFS的企业文化。在富托兰的运作下,CBOS逐步退出公司舞台,各地区的经理们又成了巨头,DFS也恢复了继续扩张的势头。
随着金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几位股东的口袋, DFS的一些管理者认为他们太贪婪了。1977年6月,已被提升为DFS分管规划和行政的副总裁的托马斯·哈维尔愤而辞职。他给几位股东发了一封邮件,阐明了自己对他们行为道德的困惑。许多年之后,他用圆熟的语言解释道,他离开是因为他“不愿再奉献自己商业生涯中最美好的时光,单单为给四位股东赚钱,而他们所拥有的财富已远远超出了他们的需求”。
由富托兰管理着公司,菲尼再次退出了公司舞台,并与其他股东的距离越来越遥远。由于没有过半的股权,他无法以自己的想法左右公司的政策规划,朋友们认为这让他感到烦恼。1977年底,他不再出席董事会会议,而是指派乔治·帕克替他出席。乔治是他的一个朋友,也是杰夫瑞·马尔斯特德在海军服役时的战友。后来,菲尼只在必要时会见几位搭档,比如商讨续签经营权的投标问题,这关系到公司的生死存亡。1977年11月24日,他在写给琼–保罗·卡慕——当时他已从父亲米歇尔·卡慕手中继承了干邑大业——的信中说,他正逐步“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伴自己那些迅速成长的子女”。
显然,令菲尼忧心的是,他无法控制自己一手创立、发展起来的公司的命运。“我真的想退出,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如果我想做什么事,我已无法像以前那样去做,以前总是我总揽全局,而他们各有各的分工。”他说。他认为,托尼是个“勤勤恳恳工作的小伙子”,而艾伦是个“称职的会计”,然而他与鲍勃之间的宿怨却一直积郁不化。
“早些年他们合作得很愉快,”菲尼家的一个朋友弗瑞德·卡汉回忆说,他是个在香港出生的巴基斯坦人,负责为DFS到墨西哥和澳大利亚采购猫眼石,这种差事经常要冒遭抢的风险。“他们找到一台印钞机来‘印钞’,查克是先头部队、主心骨,而鲍勃则充当主力军。但是令菲尼生气的是,其他合伙人试图过多地控制他。他是公司的创始者,可这些小一辈的却给他施加压力,查克自己无法有效地签署合同。于是,他淡出了,他不愿再接受这种失败。”
托尼·皮拉罗还记得菲尼的一番话:“托尼,你太傻了:你投入100%的精力,却只能得到的分红,我可不愿意为了的分红而付出100%的心血。”
与此同时,菲尼开始在太平洋周边地区寻求自己的投资良机。他飞到了塔希提岛(又译大溪地),太平洋南部一个说法语的岛屿,人称“爱之岛”。在那里,他给名为“韦马中心”的综合性企业投资了1 200万美元,这家企业在法属波利尼西亚首都帕皮提的海滨经营着商店、住宅和办公楼。韦马中心争取到了经营权,可以开设一家专卖法国香水的DFS。菲尼的DFS搭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