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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字已达160万美元，“这个数目在今天并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已临近破产的边缘，或许已经破产了。
在那个黯淡的1965年仲夏，这个管理团队中每一个具有业务技能的人都惊慌失色地离开了。杰夫瑞·马尔斯特德回忆说，德斯蒙德·伯恩、托尼·皮拉罗和一名叫鲍勃·刘易斯的加拿大籍会计一起来到列克星敦大街上的旅客国际办公室，表示他们不愿拿自己的职业名声冒险，决定离开公司。他们担心会卷入财务丑闻。德斯蒙德·伯恩说得很直白：“你们这帮家伙完蛋了，公司顶多再撑两三个月，我要离开这儿。我是一名特需会计师，如果这个公司破产的时候，我还在这儿，我的名声会受到影响。”米勒问他，公司有多大可能存活下去。“百万分之一。”说完，德斯蒙德扬长而去。
接着是托尼·皮拉罗。“他神情慌张地说，他也必须得走了。”米勒说。“所以，托尼走了。还有德斯蒙德，他们像兔子跳离正在下沉的轮船一样离开了。”他说，他对皮拉罗的印象非常深刻，“当我们步入坎坷时，托尼吓得失了神”。
6 暴风骤雨（6）
马尔斯特德也离开了。他说他倒不是为债务忧心，而是在过去5年里，他一直每天17个小时、每周7天地工作着，他太累了。“我的屁股日渐下垂，我已筋疲力尽。”他说，而且托尼建议他“尽早从这里脱身”。“很遗憾，皮拉罗的告诫影响了我的决定。”马尔斯特德告诉查克和鲍勃，他希望他们能留住艾伦·帕克，他愿意把自己那的股份移交给他——不管它们在当时值多少钱——然后他开着一辆价值6 000美元的凯迪拉克向加拿大边境驶去，那辆车是查克和鲍勃送给他的礼物。他在尼亚加拉大瀑布开了一家“地下酒吧餐厅”。在禁酒时代——那时，由肯尼迪总统的父亲乔·肯尼迪这样的人负责从加拿大进口酒水——那里曾真的是一家地下酒吧。
迪克·布拉德利，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也是菲尼的朋友，曾帮助菲尼运营汽车国际，如今也离开了公司，自己开了一家叫“维多利亚站点”的公司——后来发展成了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拥有100家分店的连锁店。
“那真是多事之秋，”米勒说，“我刚刚新婚两个月，公司看上去就要完蛋了，而我们的核心人物们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各奔东西”他从拉森–夫审计公司请来了一位会计师——莱斯特·伍尔夫，请他独立审核账务，看看公司是否还有救。伍尔夫对公司所有业务的现金流进行了研究，然后指出当法令生效时，公司账目上会有多少钱，有多少辆汽车必须发送，多少员工必须离开。伍尔夫用了几个小时反复审核这些数字之后，说：“你看，我认为你和查克可以做到。不过，你们的开支太大，必须立刻削减。”米勒一跃而起，给了这位惊呆的会计师一个拥抱和亲吻，然后说：“伍尔夫先生，我爱你！”
米勒打电话叫艾伦·帕克来办公室，请他不要离开。“我需要有一位会计在这里，告诉我该怎么做。”他告诉帕克。帕克的处境很艰难，来美国只有短短几天，没有权利在这里工作，而且这份工作是如此危险，不过他又没有足够的钱回欧洲。他说，如果米勒他们答应给他公司的股份，他就会在这里工作5年。“公司看起来就要倒闭了，所以，我现在给你的任何股票都可能是没有价值的。”米勒说。不过，还是跟查克商量了一下，“我们同意了他的要求，给了他一些股份”。正是这个决定，让帕克后来成了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菲尼和米勒差不多回到了原点。他们到纽约一家熟食店吃三文鱼三明治，米勒记得自己跟菲尼说：“查克，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我们好像要有大麻烦了，我们必须拯救自己，现在轮到你和我来决定怎么办了。”菲尼说，现在仍然有机会摆脱困境，他们不能停止汽车业务，因为它还在赚钱。不过，他们或许可以通过香港和夏威夷的机场DFS来增加现金流，偿还债务。
菲尼绝望地沉默了一会儿。“当然，情况很糟糕。不过，我们也做不了什么。我们已经开了头，并且认为我们能从中赚100万美元。除了挽救公司、起死回生，我们别无选择。”他们解决问题的决心给哈维·戴尔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鲍勃和查克都认为，他们的光荣使命就是尽力恢复现金流，把他们自己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他回忆道。
在这场危机中，丹妮尔·菲尼发现丈夫有了一些变化。在她看来，查克似乎总在向往着成功。她非常欣赏他——包括他如何进入康奈尔大学，如何学习法语，如何最终成为“地球村”中成功的一员。他们结婚时，他从不谈论钱财，只是坚持尝试自己的商业冒险。她能感觉到，财富并不是他的真正目标，他只是喜欢永不停息地挑战。现在，她亲眼目睹了他的希望如何化为泡影，他的自我受到了怎样的伤害。在家里，他仍然可以风趣、迷人、友好；不过，有时候他也会消沉、愤怒，不知疲倦地跟一拨拨出入家中的人们商讨渡过危机的良策。他们的家庭更加壮大了，第三个女儿莱斯利于1964年6月在巴黎出生，这也带来了更多的经济责任。不过，丹妮尔深信不疑，查克一定会找到走出困境的道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6 暴风骤雨（7）
为了节省开支，菲尼和米勒把旅客国际的办公室从列克星敦大街搬到了房租便宜些的新泽西李堡，与曼哈顿只隔着一座华盛顿大桥。在那里，帕克开始严格控制每个人的每一分花销。哈维·戴尔有一次路过，发现地上有个废弃的公文包。“是用纸板做成的，很旧了，里面是空的。我需要一个包，不过当时我没什么钱。我问艾伦能不能把那个包拿走，他看了看我，说：‘当然可以，您得付5美元。’于是我付了钱。”公司的预算缩减到了零。如果遇到商务午餐，由另一方支付。新的财务制度严重影响了米勒的个人开支现金流。有一次，他跟几位银行家一起吃午饭，当然大家都同意各自付账，最后米勒把每个人的现金都收集起来，然后用信用卡结的账。帕克进行财务控制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公司的账本锁进抽屉。鲍勃·米勒会哀求道：“艾伦，我们得支付这张账单了。”而面无表情的艾伦·帕克却会说：“告诉他们，我们10天后还款。”
下一位离开的是李·斯特林。菲尼曾在1965年初请他去夏威夷管理DFS，并尽量提高销量。当时，他们雇用彼得·菲西安进行督导。可是，斯特林新婚不久，他的妻子不喜欢火奴鲁鲁的生活。像马尔斯特德一样，他也知道米勒处境艰难。据他回忆，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米勒的一封信。在信中，米勒“用命令的语气”要求他从夏威夷给汽车国际转账万美元。“鲍勃和我永远不可能融洽相处。”他认为。斯特林的父亲去世了，他想抽出时间来打理父亲在纽约的生意。他告诉菲尼，必须另外雇人了，然后就离开了公司，后来成为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名成功的地产律师。
李·斯特林和杰夫瑞·马尔斯特德都是查克·菲尼的朋友，而鲍勃·米勒都无法跟他们相处，这给菲尼与这位最初搭档的关系也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他们在创业时期曾拥有过美好的时光，并曾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像拼命三郎一样并肩作战，但菲尼和米勒之间从未建立过亲密的友谊，而且从此增添了一份冷漠，这对他们之后几年中的关系是一种不祥的预兆。不过，当前最迫切需要的是执行挽救方案。为了实现目标，他们进行了区域分工。菲尼将去火奴鲁鲁发展DFS业务，米勒则到纽约以外的地方巡查，以最快的速度削减开支。
尘埃落定之后，他们对公司的股份进行了重新分配。马尔斯特德和斯特林离开时留下了的股票，他们同意给艾伦·帕克20％。于是，帕克拥有了差不多1/3的股份，不过，当鲍勃这样说时，查克反驳道：“没门儿！你要是愿意，就把你的分给他一些。”这一次，仍然没有任何书面文件。还剩下的股份。他们给了托尼·皮拉罗，尽管他已经在别处开始了自己的事业，但还是可以让他为公司做些公益活动。查克·菲尼并不情愿失去一个这么聪明的法律顾问，他们曾在华盛顿并肩面对约翰逊政府，菲尼知道皮拉罗有多么敏锐和专注。这位律师对自己的离职感到愧疚和烦乱，因此接受了股份。
琼·根茨伯格也是这次现金危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