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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律师有时候要扮演“家人”角色。
扮演“家人”角色可以，但不能做“出格”的事情。
【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辩护律师有时要扮演“家人”角色，但不能做“出格”的事情。】
征得他本人同意，结束了第一次会见。
和他哥哥通了电话，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简单说了一下会见情况。
谈到受害人已死时，听他哥哥的声音，先是吃惊，再是颓丧。
看来确实不了解案情，不是对我故意隐瞒。
我，打消了解除委托关系的想法。
作者题外话：柔弱胜刚强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六节 目标 保命
第六节：目标、保命
既然不解除委托关系，就要全力以赴。
要么不接案，接了，就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要么不接案，接了，就全力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侦查阶段，律师不能看卷，无法了解案件全部事实。
这类案件不外乎三个思路：
如果卷宗材料反映不是被告人所为，则，作无罪辩护；
如果卷宗材料达不到法定标准，则，作“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辩护；
如果卷宗材料反映是被告人所为，则，作罪轻辩护。
首要的目标基于：保命。
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够为当事人提供的法律服务之一：
提醒当事人亲属，准备民事赔偿。
他哥哥开始强调家庭困难，最终同意了。
也许有人说，到审判阶段再提这个事不行吗？现在，是不是早了一点？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如果被告人家庭条件好，可到审判阶段再准备，但是，家庭条件不好的，就应该提前准备。
刑事案件的审理是有期限的，提前准备很有必要。
有这样一个案子：
一女孩，在网上认识了俩男孩。
到旅馆见面。
俩男孩欲将女孩“卖”到按摩房。
起争执。
女孩被杀。
俩男孩被抓。
我以受害方代理人身份参与庭审。
受害方要求：追命。
作为受害方代理人，庭审中，我指出了许多依法应从重处罚的情节，说明被告人罪大恶极，应判处死刑。
两被告人的律师也发表了辩护意见。
结果：
第一被告判死刑，另一名被告因系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判处无期徒刑。
这样的判决，是受害方追求的理想结果。
作为律师，多少有点“意外”。
就案件的社会危害性，这样的判决是可以的。
但是，根据卷宗材料、根据庭审调查、根据全案证据状况，判处死刑，值得商榷。
这是庭审后，我的观点。
受害方的一个朋友全程旁听了案件的审理，他是从事刑事侦查工作的，他的观点，和我一样。
因为：全案证据按照法定要求，但达不到能够支持一个“死刑判决”的标准。具体：
一是卷宗材料反映两被告人的供述，在作案过程的细节上，不尽一致；
二是第一被告庭审否认参与杀人，与卷宗材料供述不一致；
三是第二被告庭审中的有罪供述，与卷宗材料记录的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具体细节不尽一致；
四是第一次庭审时，公诉方没有提供作案工具，更为当庭质证，而作案工具在一个刑事案件中、在故意杀人案件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证据。
还有其他。
为什么，做出了死刑判决呢？
一是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后果使然；
二是被告人及其家属在民事赔偿方面，没有达到最起码的法定要求。
第一被告家庭困难，虽然审判机关最大限度的给他留出了准备时间，最终不足法定标准的六分之一。
第二被告的家人，知道其子系未成年人作案，不适用死刑，最坏的结果是无期徒刑，所以分文未出。
至此，大家应该知道民事赔偿部分“提前准备”，有时是必要的。
当事人不懂才聘请律师，律师职责的一部分应当包括让当事人懂得按照“法定程序”应该怎么办，需要做哪些准备。
这就需要律师首先要懂，然后，就合适的案件、在合适的阶段、在合适的氛围下、用合适的方式、告诉当事人及其家属中的合适的人。
关于“合适的案子”，有的案子，不需要律师提醒：
被告人家庭富裕，有赔偿能力的；
被告人及其家人本身就懂，在言谈中发现他们已经知道的；
被告人及其家人认为自己“很有理”，想一争高下的；
案件问题很大，错案可能很大的。
其他。
关于“合适的阶段”，刑事案件一审有三个阶段：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如果上诉了，有上诉阶段。如果一审判死刑了，还有死刑复核阶段。
某一个案件，到底应当在哪个阶段尽律师的“提示义务”，要具体把握。
关于“合适的氛围”与“合适的方式”，不多说。
关于“合适的人”，很简单，律师的话，有的能“听进去”，有的“听不进去”。有的人，今天不理解律师的话，明天可能会理解。
达到如下目的：
一是当事人理解律师的说法，最终案件有一个理想的结果，当事人受益；
二是不要让当事人及其亲属误会律师，认为律师“胡说”，认为律师“替对方说话”。
【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律师应有策略的、依法向当事人尽提示义务。】
第一被告被判处死刑的另一个因素：受害方坚决要求“追命”。
关于民事赔偿部分，庭审前、第一次庭审后、第二次庭审后，都做了很多调解工作。作为代理人，我向当事人分析了案情，分析了如果调解不成的风险：如果调解不成，即便一审判了死刑，二审可能改判，死刑复核时，结果也很难说。审判人员也做了同样的工作。
受害方一度同意调解，但是，被告方拿不出钱来，最终准备的钱，还达不到法定标准的七分之一。
没办法，又开了第二次庭。
第二次庭审过程中，公诉方出示了作案工具，当庭质证。
作案工具为什么在第一次庭审时没有出示呢？
我认为理由是：作案工具取得的程序有问题。
刑事案件调查取证，不是老百姓“捥菜”，随手拾到筐里就行了，是有法定的取证程序的，死刑案件的证据收集更是这样。
从某个方面，“可以说”与本案有关的“相关人员”，最初没想到第一被告的判决结果是死刑。
刑事案件，能否得到受害方谅解，很重要。甚至影响被告人的生、死。
【刑辩律师王同生警言：受害方的态度，有时决定被告人的生、死。】
本案，我就第一被告辩护人的辩护想说几点：
第一次庭审时，他的辩护词是：我本想说你认罪态度好，你一翻供，我没法说了。
结束了。
庭审时，我虽然是受害方的代理人，作为一个专业刑辩律师，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向别人学习的机会。每一个律师都有自己的办案风格，都有色，有的很值得学习。就在我想学习时，结束了。
第二次庭审时，也没有提到取证程序。
前面我已经列举了本案中可以辩护的情节。实事求是的说，这个案子律师有很大的“发挥空间”，用我自己的术语，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子。
但是，很遗憾。
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我认为，被告人庭审中推翻了自己原来的供述，作为律师，要详细询问理由、想法，看看有没有能够支持他的新供述的理由，能不能找到能够支持他的新供述的证据，最大限度的辩护。
如果作为律师认为案子就是被告人所为，可以说明可能出现的情况，也可以解除委托关系，让被告人或其亲属另外聘请律师。
辩护律师，是不可以当庭说自己的当事人的说法是“翻供”的。
如果这位同行看到了这段内容，千万不要生气。我并没有提到哪个案子，也没有提到哪位律师，没有丝毫“诋毁”意图。
只是谈我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辩护思路，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刑辩业务的开展有利。
被告人上诉了，二审没有代理，最终结果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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