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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此时的约翰生活拮据，正在找工作。他在《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上看到一则招聘美编的广告，预约后决定到这家公司看看情况。大楼前停了不少卡车，遮挡了视线，他只得穿过大街，从窗帘的缝隙往里瞧。桌上放了一台微型电脑，橙色的屏幕，上面的黑字太小，看不清楚。屏幕前坐着一个瘦瘦高高的男人，一动不动、面无表情。在这个石头墙、六面窗的大楼里面，这人看起来有点像嬉皮士或流浪汉。他突然转过身来，直盯盯地看着大街。这空洞的、对人视而不见的表情，把约翰吓了一跳，他马上离开了。后来约翰说，这次遭遇其实预示了以后发生的事情。不过路易斯·罗塞托当时的表情没什么深意，巴黎的秋天黑得早，他不过是在反射的玻璃上看到自己的脸罢了。
进入真实投资公司（Real Invest）工作后，约翰曾自我安慰道，公司业务出了问题，美术设计应该不会被牵连进去。真实投资公司从事一种不连续的金融操作，为美国的个人客户提供银行服务和无法追踪的欧洲投资，这些人都希望自己的资本收入逃避国内税务局的控制。后来，老板比尔·西格尔（Bill Sigal）在警察到达前一刻逃离巴黎。约翰早就觉得他是个危险人物，这人从中西部乡下人（这些人被他简称为“牙医”）那里抽走现金时显得自以为是、残忍无情。不过，约翰的任务只是重新设计公司的客户期刊——《全球扫描》（Globescan）的美术风格。他不应该为西格尔公司臭名昭著的行为负什么责任，他该说的，已经向公司类客户的股东作出了说明。
后来约翰说，“真实投资”其实是“那些正在寻找天使的异乡无业游民的诱饵”。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人真是无业游民吗？那个从窗户里头吓他一跳的人，倒还真是一个游荡者、一个特立独行的家伙、一个来自另一时代的人、一个政治流放者。不过，如果“无业游民”这个词的意思不止是流浪的话，那么他真是一个游民：不羁的无政府主义，或者说仇恨权威，把恶意破坏当作乐趣和生计来热爱。把这些过时的东西揉到一起，你还是得不到准确的形象，因为老式游民——摇摆不定、无家可归、全世界大工会（one…big…union）＇ 1905年，200多名社会主义者与工会人士聚集在芝加哥，成立了IWW（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的目标是以产业为单位，组织起一个全国性乃至世界性的大工会，他们的著名口号是：one big union。＇的拥护者——是资本主义的敌人，而路易斯·罗塞托却是哥伦比亚大学商业学院的硕士，专业是营销和融资，业余时间对“干草市场暴乱”＇ 1886年，美国的工人联盟开始了8小时工作制的运动。5月4日，干草市场广场发生工人和警察的争斗。爆炸声中，一名警察当场死亡，7名受伤，数天后相继死去。8名工人被带往法庭，分别被判处死刑和监禁。
＇有所研究，还大量阅读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著作。多年以后，当两人的合作给约翰带来国际性声誉和深深的私人怨愤时，他仍然记得他俩的第一次见面，那是他一生中最有趣的一次交谈之一。
路易斯是《全球扫描》的编辑，他独自完成拼版工作，在微电脑这一新工业中他用的是最原始的工具。就这一点而言，他继承了深度创新的传统。他父亲曾是默根特勒莱诺排铸机公司（Mergenthaler Linotype）的职员。这家公司的创建者，默根特勒（Ottmar Mergenthaler），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自动排铸机。莱诺排铸使得报业发生革命性变化。20世纪50年代，路易斯的父亲参与了第一台电子照相排版机Linotron的开发。当路易斯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时，排字印刷已经从闹哄哄的印刷厂转移到出版社的生产部，甚至直接进入小型出版社的编辑部。
路易斯恰好具备了利用这一传统的有利条件。由于天性好奇和固执，他具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固性格，也不会轻易屈服于他人意志。他在长岛郊区的大颈镇长大，邻居多是富人、犹太人，政治上主张自由主义。而路易斯是意大利人，家庭也很保守。当他1967年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时，向往“民主社会”的学生们正试图关闭大学，而他则宣称自己支持尼克松。那一年警方和校园革命者发生了争斗，警察打了学生，连同旁观者。路易斯·罗塞托看着哥伦比亚大学的危机一步步发展，自己则完全投入政治学研究，他沿着保守主义的血脉一直向外延伸，最终到达最纤细的毛细血管。在那里，右翼的流放者——自由主义，和左翼的流放者——无政府主义者，两者混和到一起。有很短一段时间，他是哥伦比亚青年共和党的主席，但很不受欢迎，因为他是一个头发蓬松的反战捣蛋鬼，和这个党的主流完全脱节。最终他以志愿者的身份，去投奔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杂志——《废除主义者》（Abolitionist），这个杂志要废除的是政府。路易斯站在齐腰高的桌子上，在活版机器的背面弄上热腾腾的浆糊。他知道，排字印刷技术的进步，除了给排版工人带来舒适和方便，还有其他意义。他知道，廉价的印刷术是反抗的工具，但这个反抗并非他的同伴想到的那种反抗。《纽约时报》将路易斯视为新型激进分子的代表，把他做成封面人物。在这篇报道文章里，路易斯反复重申自由意志论者的口号：“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问问你的国家正在对你做什么。”
从左的幻想中醒悟，这已是陈词滥调，不过在这10年的转折期，路易斯受到一个不那么招摇的潮流的影响：从右的幻想中醒悟。毕竟，右翼看起来的确是正在失去革命的那一派。当商业力量与反正统文化的思潮达成和解，仇恨罗斯福、反对新政的思潮，以及小城市商人都走到了尽头，你一定想知道，那些想要继续老派共和形象、如此不合时宜的人们到底会遭遇什么。这些人包括粗俗的、像传奇故事一样类型化的个人主义者；被所得税剥夺了财富积累权、野心勃勃的明日权贵们；属于1968年（属于尼克松总统）的聪明男青年和女青年们（他们的活动空间被通货膨胀、经济停滞和共和党的价格管制弄得所剩无几）。没有人知道，那些不惧风险的创业理想还会不会回来。而里根总统还要10年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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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从零开始（2）
路易斯关于政府应被废止的观点并不受人欢迎。本科一毕业，他就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但在出名之前，他认定自己不会给无趣的美国公司干活。接着是水门事件。这可是件激动人心的新闻。社会冲突往往给特殊天才打开了大门。就在电视直播听证会的时候，路易斯逮着这个机会逃离了日后进公司的生活轨道。素材就在面前，他花两个月写出一本小说。这个粗糙简陋的小说名为《接管》（takeover），故事的背景是尼克松的一次政治反击，里面有一个关于性的场景，有一出追逐戏，还宣讲了一大堆政治理念。
1973年12月，年轻的小说家来到他父母在长岛的房子，等着书商的召唤。当时没什么人愿意购买这个书稿。气温为华氏31度，还下着雨。午夜时分，所有的树枝都覆盖着一英寸厚的冰雪。他躲在被窝里，听着柔弱树枝被雪压断的吱呀声。他似乎注定要走上公司职员的职业道路。第二天早上，他看到一个冰冻的世界，遍地断树残枝。电话铃响了，一个叫斯图尔特（Lyle Stuart）的小书商同意给他出书。稿费微不足道，在该书出版之前尼克松已经辞职，一切笑话烟消云散。不过这已无关紧要，路易斯已经有了间谍般的伪装，有了面对公众的装束。而且，在进入和离开这个国家时，在入关表单的职业栏上他可以填点东西了，现在他是一个作家了。
有10年时间，路易斯靠一些零碎工作维持生存：为杂志写故事、做做木工。他再也没有写过小说，但总能赚到足够的钱。他的运气出奇地好，总是出现在冲突地区，并马上遇到混乱局势。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勇敢的人根本无需为吃饭发愁。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到了罗马，协助索里纳斯（Piernico Solinas）拍电影，并替这位副导演写了一本关于《暴君卡里古拉》（Caligula）拍摄过程的书。《暴君卡里古拉》是一个大型晴色片，编剧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