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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振内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降低政府与外资投资比重，概而言之，建立内需经济的重点是发展内生性的本土市场经济，调动民间力量，并且藏富于民。
首先，当务之急是把“非公经济三十六条”落到实处，在各个行业真正对民营经济进行市场准入；其次，把政府的财税收入压缩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提高居民与企业的收入，使民间投资与收入增长形成良性循环，要知道，美国与日本历史上国民收入振兴的10年也是民间投资倍增的10年；最后，现实的做法是积极降税，把一直停留在纸面上的增值税改革从部分地区的试点推广到全国。没有市场化的由宪政约束的税收体制，中国不可能建成内需经济，不可能有拉动经济的大量民间投资。任何制约不够的权力的本性，就是竭泽而渔。
从本质上说，内需经济是本土的内生性民间市场经济。我们呼唤了无数年的市场经济，在多年的扭曲之后，在经济模式与增长速度遭遇外界强大的挑战之后，该低下头，为民间市场经济让路了。
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收短期之效，从1998年经济周期的经验来看，积极财政政策的利好效果在8个月左右逐渐消退，如果不能解决经济结构失衡、产能过剩问题，积极财政政策将面临瓶颈，政府是继续扩大财政投入，还是转而寻求新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产能过剩的难题恐怕会在2010年重新显现。
让人比较宽慰的是，经济结构转型已经开始，目前比较显性的表现就是产业的转移以及在转移过程中依照要素禀赋形成的产业集群。例如湖南省株州湘、潭承接广东的服装鞋帽，江西、湖北承接浙江的五金，安徽承接广东、山东的家电，四川承接深圳的通信电子，河北承接京津的原材料加工业，这些是企业的自发、但经济理性的行为，可以预见这种转移将持续多年，依据更加合理的资源配置形成各地的新的支柱产业。
如果发挥地方与企业的自主性，辅之以提高全国资源配置效率的产业转移，不仅可以弥补外资资金骤降的难题，还能让中国经济布局发生根本性调整。认清这一形势，持之以恒，中国的经济将有一轮重生、复苏、增长的机会。如果相反，财政政策加剧结构性矛盾，民营经济大批倒闭，消费持续低迷，那么，去库存之后的库存再生将很快显现。
中国经济处于十字路口，鼓励企业的创新，鼓励企业的转型，刺激企业的市场运行机制，决定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否则，中国经济将步日本后尘，迎来衰退的10年。
调整财富分配与产权结构（1）
政府的职责是提供公共产品，政府部门成为代理公司，唯一的办法是这些公司接受全民监督，将所有的收益以公民基金的方式发放给全民，以提高民间投资能力和居民消费能力。
藏富于政府导致国弱民穷
直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之前，财政部一直是只讨人喜欢的喜鹊。作为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的政绩之一，2007年6月27 日，时任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喜，2007年前5个月，全国完成财政收入21 亿元，同比增长，完成全年预算的，这一数字当时被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来增收之最。
数据为近年来节节攀升的财政收入锦上添花：从2003年至今，财政部每年收入扩容 5 000亿元以上，2006年增加7 000多亿。
政府成为经济发展最大的受益者，收入增幅远在民众之上。有数据佐证，据张军教授的研究，10年前，国家储蓄占GDP的水平大约为36％，今天已经上升到了接近46％，紧随其后的是企业储蓄的增长，占GDP的20％左右，国家统计局每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以及国资委的数据印证了这一点，唯一下降的是家庭储蓄：把家庭的储蓄用家庭的支配收入减去家庭消费，现在家庭的储蓄占GDP的比重只有16％左右，而10年前则超过了20％。
不可否认，我国的国民收入这两年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 089元，2006年年末增长到 11 760元，2007年前三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 346元，同比增长，全年估计在13 800元左右，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 321元的增长率与城镇居民基本持平。
从相对比例来看情况则大不相同。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文章，我国的消费支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7％下降到了2006年的 36％，原因是过去10年来居民储蓄率一直在下降，政府和企业的储蓄率在上升。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06年，中国家庭储蓄占GDP的比例，已经从21％下降到了15％。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从1998~2005年，中国工资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例从53％下降到了41％，几乎与消费同比下降。不仅政府、大企业与民众的存款差距在加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也在迅速拉大，王小鲁先生的研究证明，1995~2004年期间城镇和农村各阶层间收入差距都显著扩大，近两年虽然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但在同一地区的不同阶层间差距仍然迅速扩大。
政府得到了如此多的收入，公共产品却时常发生短缺。实行高税收的国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北欧那些高福利国家，国家对每个公民生老病死一包到底；另一种是在经济发展初期，由政府推动经济起飞，西方经济史学者曾指出东欧等国的发展历程，说明政府与经济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关系，一般较为落后的新兴国家，行政力量较为强势。
我国发展初始，政府以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但政府介入经济的前提是积极财政政策确实是经济推动器。可惜，另一些数据时刻在提醒我们，这样的发展模式代价越来越高，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不能承受之重。
首先，财政收入浪费现象极端严重。虽然中国的宏观税负大升，财政收入高增长，但并没有出现财政盈余。政府的储蓄占GDP当前6％左右的比重，与10年前的5％相比并不显著。2005年，收支相抵之后，支出大于收入2？亿元。只有一个结论可以解释这种现象，就是政府本身的消费支出大大增加，2005年政府支出增长了，或者是政府投资项目效率不高，导致资金在黑箱中沉没，国家审计署的数字可以证实浪费的严重。实际上，加上地方政府的保守估计 2 200亿元的债务，政府财政收入处于赤字状态，一些基层地方政府财政濒于破产，因此地方政府债券屡被提上议事日程。 txt小说上传分享
调整财富分配与产权结构（2）
其次，在财政收入上升之时，社会保障相对处于萎缩状态，从表面上来看，政府的收入似乎多得花不完，所以才成立外汇投资公司到国外投资，但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的公共产品投入极为有限，从医疗到教育都位居世界后几位，从房地产行业征收的巨额税费通过各种渠道流失，以至于大部分地区的经济适用房与廉租房建设的数额令人羞于启齿，失去安全感的民众消费能力难有起色。
更严重的是，苛刻的税费政策将扼制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上游企业垄断资源掌握定价权，可以最大程度地消化税收政策的影响。2007年前5个月增长最快的税收主要是流转税、所得税、进口环节税收，分别增长 、和 。虽然我国已制订了从间接税向直接税改革、从生产型向消费型改革的政策，但是，从上面数据看得很清楚，除了那些进入增值税试点的幸运地区之外，企业在间接流转环节和所得环节继续被双重征收税，间接税未除，直接税又来，以至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宋国青教授以“是税三分毒”警示有关部门。企业所得税与增值税由中央和地方共享，中央政府分别享有60％和75％。如改革税制，还必须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关系，双方争执不下，倒霉的是纳税人。
我国的征税基数与财政支出一样，只能升不能降，这种政绩足以反映出税收制订的随意性，如果每年的收入都超额完成，说明政府的税收政策不够科学，低估了纳税人的赢利、收入增长，如果是竭泽而渔或者随意设税，则会降低经济发展动力和民众福利，为政府主导的投资火上加油，让市场丧失稳定的预期。
认为我国税负低的主要论据是税收占GDP比重只有20％左右，但税费相加达到惊人的40％，各种费用层出不穷，至今未有收敛之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