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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城镇人大主席团项主席认为，人在外地的选举人，本来是可以弃权的。所以，是否委托选举，委托选举是否要公证，由各个行政村的选举委员会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中其实没有这一条。是他们临时加入的，供村民选举委员会选择。项主席说，永安村的村民代表大会就没有通过这一条。人在外地的选民，如果愿意委托选举，只需要将身份证复印件和委托书传真回来就可以了。
4月8日，是沙城镇各个行政村的预选日。5天后，才是正式选举的日子。镇人大主席团提倡正式选举的时候，采用委托选举公证，但，有些村庄在预选的时候就采取了委托选举公证。另外有一些村庄进行了两次委托选举公证，甚至于三次委托选举公证，以应付可能重新选举的局面，防止委托人的意愿被受委托人曲解，也方便委托人自己随时改变主意。
无论是中共沙城镇党委书记，还是镇人大主席团主席，都对委托选举公证这样的创新，缺乏足够的信心。当下，《人民日报》要求前来采访、其他地区要求前来学习，这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晓得沙城的民主创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向全国推广的价值。譬如，数百元的公证费，显然就不是一般农村外出务工者能够轻松支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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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1）
就村社民主而言，浙江的民主在中国民主版图上，只是一个耀眼的“红圈圈”。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上，浙江的民主，像浙江的GDP，是一个先进分子，而非平均数的代表。直白地说，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由于经济的不平衡，中国民主的发育水平，也是不平衡的。开香槟的时候还没有来到。
2005年4月9日上午8时30分，257名泽国镇民，像2500年前的雅典公民，聚集到乡镇中心小学，议论他们所在社区的未来。作为一场浙江乡村民主盛宴的见证者，美国《时代周刊》记者Susan Jakes，以《民主试水》为题，在“中国来信”栏目中，向亚洲版读者娓娓讲述了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他在信的末尾，说：“就当下的情形而言，即便在只有一个党的市镇里，民主也是有益的。”
显然，浙江的村社民主业已颠覆了大洋彼岸的“老眼光”，尽管他们依旧满腹狐疑。但，浙江村社民主的高度，还不是中国村社民主的高度。在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中国，村社民主的发展同样是不均衡的。事实上，即便在浙江村社民主最为旺达的温州，民主也是不均衡的。
温州：“民主的敌人”VS“专制的敌人”
经济的引领下，民主开始登堂入室。温州高速公路般迅捷的经济发展水平，已将温州的民主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然而，民主气候温和的温州，民主生长繁育的水平也是不均衡的。
办公桌上摆放着《契约论》的李国民，是温州民主政治史上一个丰碑式的人物。他不仅是“协约村官”制度的设计者，还是以民主程序冲破组织意图当选为镇长的第一人。迄今尚在监牢中的陈仕松，也是温州民主政治史上的一个标杆式的人物，他非但是一个“还俗和尚”“落魄巫师”“村支书”“人大代表”，还是颠覆民主程序嘲弄公众民意插手干部任命的“地下组织部长”。
陈仕松象征着温州民主的谷底，李国民喻示着温州民主的高峰，他们都是温州辖制的瑞安县莘塍镇人，一个是“民主的敌人”，一个是“专制的敌人”，他们作为对手在民主的战争中有过交锋。他们的故事，无奈在瑞安，温州，还是在浙江，都是极端化的典型。但他们却矛盾地统一在我们叙述的真实世界中，鲜明地提醒我们民主的不均衡。
2000年4月28日，陈仕松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罪名是：受贿罪、行贿罪、介绍行贿罪。以陈仕松为圆心的三项罪名，牵涉了曾在瑞安任职的80余党政官员。不足一年的时日内，他们分别受到党纪政纪乃至刑罚的处分。原中共瑞安市委书记、瑞安市长都因为陈仕松冠盖落地锒铛入狱。
说起来匪夷所思的陈仕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入狱时43岁的陈仕松绰号“阿太”，是莘塍镇中村的一个文盲，一个还俗后跳大神的巫师，一个既不会种地又不会做买卖的街头流氓，一个靠窥探官员阴私挟制官员的“政治无赖”，一个仰仗市委书记的官场掮客、买官卖官的经纪人，一个掌握他人官运的“地下组织部长”，一个以手段骗进组织的中###员，一个玩弄民主的瑞安市人大代表。
1991年，瑞安市莘塍镇开始搞村民委员会选举试点。“上面”打招呼，说“阿太”是莘塍举足轻重的人物，要求镇委出面助选。时任党委委员的李国民主持选举，他和其他镇官坚决抵制，“阿太”落选。
和阿太一样，李国民曾经也是农民。1981年，李国民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一年后，他在乡镇招干考试中胜出，当了乡镇干部，并在自学考试中获得法律本科文凭，考取律师资格。有了法律精神的李国民，在1990年设计了莘塍镇村民选举的“大民主”方案，并成为次年全镇海选的文本。
遗憾的是，李国民的文本对阿太没有拘束力。“阿太”落选后，“上面”急了，严令“下面”把前一次选举废了，再选一次。
这一回，李国民输了。有瑞安市纪委书记和市长的鼎力相助，“阿太”委屈地当上了中村村委会委员、副主任，同时由联防队员擢升为联防队长。
李国民说：阿太向村民许诺，他当选后，一定修好村里那条破烂不堪的乡村公路。相信他手眼通天的部分村民，虽然犹豫不决，但拗不过镇干部们的“认真组织”，最终遂了“阿太”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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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浙江是浙江，中国是中国？（2）
1994年，中村换届选举，因为阿太没有改造好那条烂路，中村人再也不选他。但“阿太”在这一年“相知”了村干部出身的中共瑞安市政法委书记，也就是日后被他牵扯进班房的瑞安市委书记。虽然阿太在选举中败退，但“靠山”们出面，任命他为村委会副主任。
1997年，中村第三次换届，“阿太”自知民意基础太差，主动放弃了。等到“阿太”在公安派出所的压阵下入了党，李国民才知道自己高兴得太早，阿太的目光盯住了村支书的位置。
次年，“阿太”被任命为村支部书记。已是镇党委副书记的李国民谈了三点：“阿太”是一个浮在水面的瘪三；我坚决反对；我保留个人意见。
接下来叫李国民瞠目结舌的，是“阿太”当选瑞安市人大代表。同为人大代表的李国民发现，“阿太”在那个会上，上下其手，比常委会主任还忙。事后，李国民才知道，至少有两位副市长是因“阿太”的公关而当选的。
1999年，“阿太”东窗事发，镇长也被拖下水，判了四年徒刑。这时候，长期与阿太为敌的李国民，始被官场接受为好人。
2000年，补选镇长期间，干了17年乡镇干部的李国民呼声很高。作为镇民主制度的设计师，李国民被民选的村干部们簇拥着。但中共瑞安市委一副书记告诉他，代理镇长已经到位，不要无事生非。与此同时，所有的乡村干部都被组织上找过去谈话，“与组织上保持一致”。
2000年9月22日上午，选举开始。主持人宣读《提名候选人酝酿办法》，要求在指定的房间里，在5分钟内搞定，然后问：“有没有异议？”
“时间太短！从四楼走到三楼也需要两分钟！”有代表举手反对。
礼堂里鸦雀无声。
“我是列席代表，我要发言。主持人的做法违法。虽然代表法没有规定时间，但你要给大家充分酝酿的时间，5分钟不够。” 坐在主席台上的李国民按捺不住地说。过去几天，种种防止他竞选的“组织手段”，让他难以容忍。
掌声雷动。
“愿意联名选我的，跟我来！”一拨代表哗地跟着他走了。
李国民当选镇长！86个镇人大代表，李国民得53票，代理镇长三十几票。
第二天，中共瑞安市委派来调查组。一个月过后，一个口头结论说：“阿太的余孽支持了李国民。”
“三讲”期间，组织上请李国民交代两条：你和阿太是什么关系？选举镇长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
2002年，当了13个月镇长的李国民，被调往瑞安市司法局，任副局长。不甘寂寞的李，在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