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褪堑搅�2009年底，或者说2010年初，主要的经济体，像美国的经济，将开始进入一个恢复期，当然这个还取决于，比如说它的经济刺激，整个的这些项目是不是真的能够顺利地通过、有效地实施。而中国从一开始就抓得比较紧，像美国还在谈刺激项目的时候，中国刺激的项目4万亿就已经早早开始实施了。所以中国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但是总体来讲还是抓得比较紧，有可能中国就是受到冲击，也不会受到叫做“很重”的伤害，如果是这种情况发生了，我觉得中国会把这次危机变成一个更重要的像是一次机会，可能它发展得相对来讲会变得更强劲一些。
芮成钢：那么对于中国的这些忠告和建议你觉得还有哪些？因为很多人对中国8％的增长速度保持谨慎而乐观的态度，他们觉得中国对出口依赖还是很大，或者他们没有看到我们的4万亿可能会真正产生多大的效应，他们的预测可能和我们的预测不太准确，世界对中国的预期普遍低于我们自己对中国的预期，你觉得在他们这些善意的建议或者忠告当中，哪些是值得我们参考的？
赵令欢：相对来讲，比较乐观的，但是乐观的是姿态，作为一个管理者要比较谨慎从事，特别是重要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好。
我们的经济刺激，是一个全方位的刺激，它从金融到实体经济，从拉动到推动，从结构调整到新增我们的概念，比如中国人建立消费概念，它还是比较全的。有些东西会有一些短期的效果，有些东西会需要一些时间，而往往短期效果比较好的一些做法，有可能会引起一些长期的问题甚至是伤害。
芮成钢：在解决当前问题的时候，千万小心别给未来的新问题埋下种子。
赵令欢：对。实际上对中国来讲比较重要的，是建立信心，如把社会保证、保险、医疗这些东西做起来，对咱们中国长期发展，在国际竞争力上，是比较重要的；继续增强如教育，甚至是在全球范围内去吸引人才，这些事都是很有效，而且这些事往往对就业也是很高效的。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的效果不会2009年就出来，你当年投资，可能两年后、三年后，甚至五年后效果才开始出来，而我们现在面临的有一些近期的压力，而近期压力，比如说我们去大量地做公共设施的建设，对很长期的发展而言，又未必是精细的做法，而这些措施，因为资源有限，而这些事情都是多维的所以很难办。我总的感觉，现在咱们中央政府的这一套，一系列的配套，包括它的顺序、相对的结构，还是趋于合理，我只是希望这些措施能够得到高效的实施，而且也希望在实施中不断调整，不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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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第五章 执笔者的巨变（5）
芮成钢：很多企业家、商界人来达沃斯都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来这儿确认一下自己的观点，自己有一个判断，来这儿看看大家是不是能够认同我这个观点，确认我自己的观点。
另一个是把自己某个观点抛出来跟大家一说，然后自己被说服了，被纠正了，我不知道你这次来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赵令欢：我也是怀着一个学习、思考这样一个心态来的，三天下来，还真的觉得收获十分丰厚。我们是做直接投资的一个公司，而且中国是我们唯一的市场，中国兴旺我们就兴旺，中国不兴旺，我们没法兴旺。所以这次是带着很多问题，也肩负着很多压力而来。但是现在渐渐感觉到还是看到了比较清晰的出路，比如说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政府的各种各样的措施都在出台，有可能效果很好，而中国大，所谓基本面和大的趋势都没有根本性改变，而这个时候我们要有信心去投入。
我们一开始担心，这个格局会有颠覆性的改变，特别是在中国这一块，因为这是我们的市场。我到目前为止，我觉得不会再有颠覆性的改变，而对中国来说，把几个基本的事情把握好，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一个机会，我们有很多公司，我们投资的公司有很多，所以我在想，有一些公司可能要稍微关心怎么去把过冬的这个事情准备好，但是更多的公司，因为平时就注意得比较好，就要开始怎么考虑在这个严冬中进去，然后比较快速地提升它的竞争地位和它的市场地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次还是颇有收获，就是在谨慎中觉得信心变得更足了。
“这是我们这种投资公司和中国企业发展的最好的时机”
第四节哈佛大学教授乔希·勒纳
哈佛商学院投资银行学的教授Josh Lerner长年从事于对风险投资的研究、实践和教学工作，是世界金融学界中著名的PE领域专家，对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有着独到的研究和深入的实践经验。
此次，Josh Lerner教授作为PE行业内的学术专家受邀请参加本次达沃斯2009世界经济论坛，就PE行业的未来发展和世界经济格局的走向参加了深入的讨论。
PE研究著作：《精明机构作出愚蠢的选择》
关于投资于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者的大量研究都把机构投资者看作一个单一的研究个体，却忽视了对于不同机构投资者之间投资业绩差异的考察。Josh Lerner教授在2005年撰写了文章《精明机构做出愚蠢的选择：有限合伙人的业绩谜团》，该文章专门研究了在有限合伙制下私募股权基金领域机构投资者之间即有限合伙人（LP）的投资绩效的差异，并通过统计分析试图揭示这些差异的来源。
PE方面的研究，数据是一大障碍。Josh Lerner教授通过Asset Alternative、Venture Economics’online数据库以及其他渠道搜集整理了1398个LP作为样本，以内部收益率（IRR）作为衡量收益率的指标，并剔除了管理费和附带利息的影响。并且根据投资模式，又将样本分为前期风险资本、后期风险资本以及收购基金三种。受数据可得性的限制，该样本总体并不能反映美国机构投资者真实的数量分布情况，但这并不影响文章对各种机构投资者投资绩效的研究。在得到样本数据以及相关行业信息后，Josh Lerner教授主要通过以下五个反面的研究试图揭示这些差异。
Josh Lerner教授的研究结果表明某些机构投资者（如捐赠基金和养老金）由于较早进入该领域，已经与优秀的基金机构建立了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导致其在后续的投资中占据了先导地位。但即便如此，去除该因素影响，捐赠基金在选择新的GP时，也体现出了更强的甄别能力。当然这种分析存在的问题是忽略了机构投资者的投资目的，因为很多机构在选择新的GP时并不一定以当期收益率作为唯一目标，出于拓展投资渠道、建立长期合作关系等方面的原因，也会成为LP选择GP时可能考虑的因素。
上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大学校友捐款基金和退休基金开始向VC注资，成为最初的“投向基金的基金”，30多年来LP在美国不断成长壮大，类别不断增加，成为美国PE/VC投资的主要力量。目前中国作为PE/VC资金供应商的LP有限，这也是PE/VC发展缓慢的原因。中国尚没有捐赠基金，银行不许投资于企业，且社保基金的投资方向受限，这些政策层面的因素限制了LP对PE/VC的投资。成熟的市场与LP的投资理念，这两方面对于PE/VC的运作都至关重要。可以预料，随着中国资本市场和机构投资者的成熟，LP的成长会促进中国PE/VC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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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第五章 执笔者的巨变（6）
记者：这些价格对PE有怎样的影响？
Josh Lerner教授：很严重的影响。试想一下这些私有部门在之前几年是如何工作的，他们，至少是美国和欧洲一直都很依赖于信贷。尤其是银行和其他投资机构提供的低廉的信贷。但现在，这种信贷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没有这样的信贷了，结果就是他们也无法再筹钱给企业，或者是进行新的买卖了。所以，一切市场活动都中止了下来。
记者：在过去的10年到20年间，PE发展得非常快，和其他公司相比，他们有自己的优势，因为他们还涉及到商业管理。那这到底是怎样的一种优势呢？
Josh Lerner教授：那些基础私有经济部门的模型是非常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