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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02分，贝尔斯登，最新29美元
“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在蹂躏这个国家。你们压榨人民，建立了一座城堡来掠夺人民。在这些年当中，在华尔街的大公司里，我一次都没有碰到过有危机意识的人。从来没有人说，'这是错误的'。而且也没有谁对我说过的那些话表现出一丁点儿的关注。”
事实上，艾斯曼那天早上并没有真正说出最后那几句话，他只是反复在心里念叨着。而且，他并不知道股票市场上正在发生什么；这一次，他无法查看他的黑莓手机，因为他正在发表演讲。但是，在他讲话的同时，一家华尔街投资银行正在破产，基于一个不是欺诈的理由。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原因是什么？
贝尔斯登的倒闭后来被归结为银行间的竞争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其他银行拒绝跟它有业务往来，对冲基金转移了它们的交易账户。然而，它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6个月后还会再次提出来：为什么市场忽然之间失去了对华尔街大公司的信任，而这些公司在不久之前还被认为坚如磐石？在2007年3月的时候，贝尔斯登的死亡似乎还是难以想象的，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还以不到0。3％的价格为它的倒闭买过保险。他们压下30万美元对赌的标的为1。05亿美元。
“财务杠杆比率”是艾斯曼在这一天给出的答案。为了产生利润，贝尔斯登与其他所有华尔街公司一样，把其资本中的每一美元上的投机赌注的投机性抬得越来越高。但是，问题显然要远比这复杂得多。那些投机赌注的性质也是一个问题。
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至少经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美国国际集团承担了大部分市场崩溃的风险，这个阶段一直持续到2005年年底。当美国国际集团突然改变主意之后，美国国际集团金融产品部的交易员曾经猜想，他们的决定或许是要彻底关闭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当然，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华尔街已经利用担保债务权证产品将三B级次级债券改头换面为理论上完全没有风险的三A级证券，并从中赚了巨额利润，他们很难轻易地收手。那些在各个公司中负责开动担保债务权证机器的人获得了太多的权力。从2005年年底到2007年年中，华尔街公司推出了
2000亿~4000亿美元的次级债支撑的担保债务权证产品：没有人能够准确地知道实际数字到底是多少。我们假定是3000亿美元，其中大约有2400亿美元是三A级的，从会计角度来说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进行披露。如果不能说全部的话，起码是大多数都没有反映在资产负债表上。
到2008年3月，股票市场终于明白了每一个抵押债券销售员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事情：有人已经亏损了至少2400亿美元。但是是谁？摩根士丹利仍然持有130亿美元左右的担保债务权证产品，这要感谢豪伊·许布勒。德国人持有一些，赵文和像他那样的担保债务权证经理持有的更多，尽管他们用来购买这些债券的钱是谁的仍然不明确。安巴克金融集团和MBIA公司，这两家长期以来靠为地方政府债券提供保险生存的公司接下了美国国际集团留下的那部分债券，每家持有的价值大约为100亿美元。真相是，没有谁会知道这些损失有多大，或者谁在承担这些损失。大家知道的只是任何深陷次级贷款市场的华尔街公司所遭受的灾难都要远远大于他们所承认的。贝尔斯登已经深陷次级债市场的泥沼。它所拥有的资本中，每一美元上面就托着压注在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上的40美元。问题不是贝尔斯登怎么会破产，而是它怎么可能侥幸过关。
在作完他的简短演讲，向他的座位走去的时候，史蒂夫·艾斯曼经过比尔·米勒的身边，拍了拍他的背，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在随后简短的问答环节，米勒指出了贝尔斯登不可能破产的理由，就是因为迄今为止华尔街的大型投资银行只有在做犯罪活动时被抓现行才可能破产。艾斯曼脱口而出：“现在才5点10分。还有时间。”除此之外，他那天堪称礼貌。在房间的后面，文尼和丹尼有一种混杂着宽慰和失望的奇怪的感觉，就像紧追着与这座大城市擦肩而过的龙卷风的感觉一样。
破坏屋子里氛围的不是艾斯曼，而是坐在后排的某个小孩。他看起来刚满20岁，而且，他像所有人一样，在米勒和艾斯曼讲话的时候不停地摆弄着他的黑莓手机。“米勒先生，”他说。“从你开始讲话的时候起，贝尔斯登的股票已经下跌了20％。你现在还会加仓吗？”
米勒大惊失色。“他显然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文尼说，“他只是说，'是的，肯定的，我会加仓'。”
话音刚落，屋里的人都冲向出口，显然是去抛售他们手中的贝尔斯登股票。这个时候，艾伦·格林斯潘到了，并且开始讲话，几乎没有人注意听他在说什么。听众走了。到星期一，贝尔斯登也走了，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卖给了J·P·摩根。
投行业的黑暗面 危机大爆发
危机大爆发
早上6点40分，从麦迪逊大街和47街东北角的那个地下通道出口涌出的人流能告诉你很多事情，当然前提是你要会观察。比如，在那个时间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人，很可能在华尔街工作。从佩恩站周围的那些出口钻出来的人，就不太容易猜了，文森特·丹尼尔的火车就在同一个时刻到达这里。“文尼的早班火车上只有55％的金融界人士，因为这个出口出来的主要是建筑工人，”丹尼·摩西说，“我的是95％。”对于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眼睛来说，从康涅狄格郊区赶到纽约市中心的这些人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这群人里，丹尼注意到了很多细小而重要的区别。如果拿着黑莓手机，他们或许是做对冲基金的，正在查他们在亚洲市场的损益。如果他们在火车上睡着了，那很可能是属于销售部门的——经纪人，他们在这次游戏中毫发无损。提着手提箱或者大包的人应该不是做销售方面的工作，因为背着大包的唯一理由就是带着大量研究资料，而经纪人不会阅读他们自己的报告——至少不会在他们的业余时间读。带着一份《纽约时报》的人或许是名律师，或者是办公室的后勤人员，也有可能是在金融市场工作，但没有真正身陷市场的人。
他们身上的衣服也会告诉你很多事情。那些管理着资金的人穿得就像要去观看扬基队的比赛。他们的金融绩效就是他们的一切，所以，如果他们穿得太好，可能会引起怀疑。如果你看到某个属于买方的家伙穿着正装，那通常意味着他遇到了麻烦，或者他要如约去见某个给他钱的人，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除此之外，很难从穿着上看出一个买方人士更多的东西。另一方面，卖方也会穿戴着他们的业务名片：身穿运动服和卡其裤的，是一个在二流企业做经纪人的家伙；身穿价值3000美元的正装，而且头发一尘不染的，是一名投资银行家，在J·P·摩根或者类似的其他公司工作。丹尼还可以通过他们在火车上坐的位置大致猜出他们工作的地方。高盛、德意志银行和美林的人通常侧身对着车的前方——尽管当丹尼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高盛的人其实已经很少乘火车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私人//auto。ifeng。/
汽车。像他这样的对冲基金经理在上城区工作，所以在中央车站下车，向北走，那里的出租汽车随处可见，就像鱼塘里的虹鳟鱼争食玉米粒。雷曼和贝尔斯登的人通常都走向与他同样的出口，但是他们已经结束了。这也是2008年9月18日早上6点40分在47街和麦迪逊大街东北角的人流比2007年9月18日小的一个原因。
丹尼注意到了他的那些货币金融业同事的很多细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的工作。观察那些细节。艾斯曼是一个有大局观的人。文尼是分析师。丹尼作为首席交易员，是他们在市场上的眼睛和耳朵。他们寻找那些从来没有广播过或者发表过的信息的来源：传言，卖方经纪人的行为，屏幕上的图案。他的工作是要随时把握细节，对数字反应要快——避免被欺骗。
为了这样的目的，他的桌子上摆放着5台电脑显示器。一台滚动着新闻，一台显示着他们的投资组合内部的实时变化，另外三台滚动着丹尼与几十名华尔街经纪人和投资人的对话。他的电子邮箱一个月能收到33000封邮件。对于一个局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