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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华尔街所使用的为价值上万亿美元的金融衍生品定价的模型，想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有序、连续的过程。但是世界并不是连续的，它时断时续地发生着变化，而且这些变化通常都是偶然的。
“事件驱动型投资”是他们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杜撰出来的一个词语。这个词听起来没有它本身那么有趣。一天，查理被乙醇期货勾起了好奇心。他对乙醇所知不多，但是他知道它享有美国政府每加仑50美分的补贴，所以，每加仑乙醇可以比汽油多50美分的溢价，而且一直都享有。在2005年年初，他开始产生兴趣的时候，总体来看，乙醇的交易价格每加仑比汽油便宜50美分。他不知道原因，而且最终也没有找到这个原因。相反，查理买了两车皮的乙醇期货，并因此上了《今日乙醇》的头条，对于这家杂志的存在他先前并没有注意到。在经纪人的怒火中，他们结束了这桩交易，不得不在芝加哥的某货场上接受装满了乙醇的车皮——经纪人赚到的钱少得近乎荒唐。“我们所做的业务的复杂性已经与我们的资产不成比例了，”查理说，“跟我们规模差不多的那些人没有谁会做跨资产类别的贸易。”
“我们在做着那些可能会让你的投资人对你大吼大叫的事情，”加米说，“但是我们没有被投资人批评，因为我们没有投资人。”
他们确实想将他们的战利品交给那些有资格证书的、干净的、不敢对上帝撒谎的专业投资者来为他们打理。他们在纽约跑了几个星期，与不同的对冲基金经理会谈。“当你听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好像都很了不起，”加米说，“但是，你只要看看他们的数字，就会发现他们总是夸大其词。”他们决定继续自己投资。在他们开展业务两年之后，他们经营的自有资金有1200万美元，并且把他们的总部从伯克利的车库搬到了曼哈顿的办公楼里——艺术家朱利安·施纳贝尔（JulianSchnabel）格林尼治村工作室的一整层。
他们的账户也从嘉信理财转到了贝尔斯登。他们希望与一些华尔街上的大型交易公司建立关系，并且把这种想法告诉了他们的会计。“他说他认识埃斯·格林伯格（AceGreenberg），他可以介绍我们认识，我们说这很棒。”查理说。格林伯格是贝尔斯登前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华尔街的一个传奇人物，他现在仍然在公司保留着一间办公室，并为十几个想来非常特别的投资人出任经纪人。当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将他们的资产转移到贝尔斯登的时候，贝尔斯登的经纪人声明很快就返了回来，一起回来的还有放在最上面的埃斯…格林伯格的名片。
与他们过去在金融市场的大多数遭遇一样，他们与华尔街大公司的第一次交道充满了兴奋，但却令人摸不着头脑。情况的确就是这样，他们甚至没有见过埃斯·格林伯格一次，就稀里糊涂地成了他的客户。“我们的遭遇好像是，'那么，埃斯·格林伯格做我们的经纪人如何？'”查理说，“我的意思是，我们什么都不是。而且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见过埃斯·格林伯格。”随着他们一次又一次想与格林伯格说上话的尝试，神秘感越来越强烈。他们找出他们认为应该是格林伯格的电话号码，但是当打通电话的时候，却是一个不是格林伯格的声音在接听。“这让人完全糊涂了，”查理说，“偶尔，埃斯·格林伯格自己会拿起话筒。但他所说的永远都是'请稍候'。然后，会有一个秘书接过电话，处理我们的订单。”
最后，他们终于与这位华尔街的传奇人物面对面了。然而，这次见面非常短暂，所以，他们很难诚实地说他们是否真的见到了埃斯·格林伯格，或者只是一个埃斯·格林伯格的扮演者。“我们被召进去了30秒——真正的30秒，随后就被很不礼貌地赶了出来。”加米说。埃斯·格林伯格仍然是他们的经纪人。他们只是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
“埃斯·格林伯格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说仍然没有什么意义。”查理说。
他们怀疑是“扮演埃斯·格林伯格的演员”的那个人没能解决他们认为自己存在的最大的问题。他们是小规模的私人投资者。华尔街公司对他们来说大部分都还是个谜。“我从来没有过走在一家银行里面的实实在在的感觉，”查理说，“我只能通过别人的眼睛，加上自己的想象力，来想象里面正在发生的事情。”要做他们想做的那种类型的交易，他们需要被华尔街大公司认为是熟知华尔街大公司路数的投资人。“作为私人投资者，你是二等公民，”加米说，“你获得的报价不好，服务不好，一切都是不好的。”
意外的资本家 金融灾难的概率
金融灾难的概率
在加米的新邻居本·霍克特的帮助下，他们终于如愿了。霍克特也刚满30岁的人，在东京为德意志银行做了9年的衍生品买卖交易。与加米和查理类似，他也是一个与传统社会有些疏离的人。“在我开始我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还是单身，24岁，”他说，“现在我有了老婆和孩子，还有一条狗。我对生意很头疼。当我下班回到家的时候，我对自己很不满意。我不像一个父亲那样盼望着我的孩子长大。我想，我得找机会离开这里。”当他鼓起勇气提出辞职的时候，他在德意志银行老板的坚持要他列出他不满意的地方。“我告诉他们我不想走进办公室。我不喜欢穿西装。而且我不喜欢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他们说'很好'。”他们告诉他，他可以穿他想穿的衣服，住在他喜欢的地方，在他想工作的地方工作——而且这一切都可以在仍然是德意志银行员工的前提下做到。
本从东京转到了圣弗朗西斯科海湾地区，同时转过来的还有德意志银行1亿美元的资金，由他在伯克利山自己舒适的新家里进行交易。他怀疑，他或许是伯克利唯一一个在信贷衍生品中寻找套利机会的人。现实的情况是，一个心怀世界，希望购买那些金融戏剧中令人惊艳的远期期权的人，走在一条静谧的街上。本和加米相约一起去遛狗。加米引导本关注那些华尔街大公司和神秘的金融市场怎样运作的信息，并最终促使他辞去了工作，加入了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在把自己一个人关在一间小房子里3年之后，我认为跟别人一起工作应该会很棒。”本说。他离开德意志银行，加入对事故和灾难的快乐追逐之中，而且很快就发现自己又再次独自工作了。查理很快搬到了曼哈顿，而加米在与女朋友分手后也迫不及待地跟了过去。
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奇特的志同道合者的团结。本认同查理和加米的观点，他们认为人类和市场一样，倾向于低估极端变化出现的概率，但是他的想法又更进了一步。查理和加米只是对金融市场灾难的概率感兴趣，本却时刻在心里对现实生活中灾难出现的概率保持着一份警惕。他相信，人们也会低估这类因素，因为他们潜意识里不希望想到这些问题。在市场和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么一种趋势，因为人们应对极端事件的方式有两种：回避或者斗争。“斗争是'我要拿起我的枪杆子'，”他说，“逃避是'我们都是注定要毁灭的，所以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查理和加米属于逃避的类型。比如，如果他对他们说起全球变暖造成海平面上升20英尺的可能性有多大，他们只是耸耸肩膀，说，“我们对此无能为力，所以，为什么要杞人忧天呢？”或者：“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我不想再以任何方式苟且偷生。”
“他们是住在曼哈顿的两个头脑简单的家伙，”本说，“他们两人好像都在说，'如果我们不能在曼哈顿生活，我们根本就不想再活下去了'。”他惊奇地发现，查理和加米，这两个对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如此敏感的人，对市场以外的各种可能性都没有任何警惕，也没有防备。“我一直试图为我自己和我的孩子对无法预知的未来环境作些准备。”本说。
查理和加米希望本把他的这些“乌鸦嘴”式的说法保留在自己的心里。这些话让人听了不是滋味。比如，没有任何理由让任何人知道，本在圣弗朗西斯科北部的乡间购买了一座小农场，这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没有公路，种植了足够他的家人吃的水果和蔬菜，以备那个几乎不可能到来的世界末日来临的时之需。然而，让本把自己的世界观埋在心底是件艰难的事情，何况这与他们的投资战略是一脉相承的：事故和灾难的可能性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