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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经济学进行反思。我们先姑且不论张维迎先生的这些观点是否正确，而仅仅是这一“反思”就足以产生巨大的影响，因为这相当于他承认，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一直在误导我们。
其实这种状况我已多次指出：西方主流经济学根本就不相信市场经济，而是承认市场是失灵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研究市场缺陷的理论要远远多于研究市场有效性的理论。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对市场失灵的研究理论层出不穷。
客观地说，近三十年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思想基本上就是建立在哈耶克、弗里德曼和罗斯巴德的几本“畅销书”之上，这几本书的名字叫《通往奴役之路》、《自由选择》、《美国大萧条》。目前，中国主流经济学舆论中所宣扬的思想，基本上都可以从这几本书中找到出处。
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虽然在近三十年大受追捧，但他们的立场并不代表主流经济学，因为哈耶克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可，一直处于边缘状态；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实验也早就惨败，在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时代就已经被废弃不用。另外，他们的书，如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严格来说根本不是经济学著作，而是社会学著作；而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也仅仅是普通畅销书，严格说来，根本算不上学术著作，其内容大部分都相对粗糙，而且不合逻辑之处比比皆是。
更该指出的是，这几本畅销书也不能代表作者的全部思想，比如弗里德曼以研究货币主义著称，但是弗里德曼的中国拥趸们几乎从来不提他的货币思想，更不会指出美国现在执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其实就是弗里德曼的发明。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些人的思想基本上都是边缘的、错误的。遗憾的是，中国的主流经济学者们在看了几本畅销书后就迅速奉其思想为圭臬，与其他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脱轨。
二、从经济思想史的纵深角度看中国
在这本书写成之后，我将书稿发给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里研究经济思想史比较权威的朋友看，他惊叹于我对经济思想史的熟稔程度。其实，经济学与其他学科不同，经济学思想大部分都在经济思想史中，而大家常用的经济学教材大部分只是公式模型，也很少见到思想。其实，中外真正的经济学“大家”都是对经济思想史非常熟悉的，只是中国目前尚缺乏这样的氛围而已。
现在，中国太需要从“经济思想”、“经济学脉”的角度来考虑发展战略问题了，后世的经济学者总是以讹传讹地继承前人的错误思想。更可悲的是，他们继承的也不过是几个名词而已，而非前人的思想体系。如果不彻底了解这些错误，就会产生误解，甚至是误导。当然，中国真正“懂经济学”的经济学家并不在少数，只是他们很多人籍籍无名。当然，这也和中国经济学界的阶层固化有关系。
作为一本立足于从经济学的“思想”、“学脉”的角度，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著作，这本书会颠覆很多你以前接受的所谓的“常识”。比如亚当·斯密一直被称为现代资本主义之父，但考证历史你就会发现，斯密并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时代。亚当·斯密写作《国富论》的时候，工业革命并没有发生，所以他并没有见过火车，而是仍然生活在马车时代——货物交流的范围很小。至于工业革命爆发后，人类社会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亚当·斯密就更是没有见过了。这些都是人们引用亚当·斯密的理论时必须考虑的前提，不考虑这些就会犯错误。
另外，经济学虽然纷繁复杂，但真正“进入寻常百姓家”的也只是几个经典的词汇、概念。不幸的是，整个中国社会的主流经济学思考或讨论，就是被这样几个“词汇”、“概念”统治着。而这些“词汇”、“概念”一旦出现误导，就会出现社会的整体性非理性。
目前，社会上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学概念中，又当属“自由放任”、“看不见的手”、“守夜人政府”、“自然秩序”几个概念最为流行。可惜，人们对这几个概念的“字面理解”，和创造它们的大师们的本意，是完全不符的。
比如“自由放任”常常被从字面上理解为“政府将一切经济事务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要在经济事务中扮演任何角色”。但考证经济史就会发现，这并不符合经济学家的本意。经济学中“自由放任”一说的提出者是法国的重农经济学派，它也是人类第一个经济学派，是西方经济学的鼻祖。
法国重农经济学派提出“自由放任”时，只强调政府对当时处于社会从属地位的工商业（也就是小商小贩）进行自由放任，而对于当时处于“实体经济”地位的农业不但不能让其自由放任，而且还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因为他们认为“流通领域不创造财富，生产部门才真正创造财富”。但后人在继承“自由放任”这一经济学概念时，就将重农经济学派的“局部放任”误解成了“全部放任”，完全背离了提出者的意思。这一点在本书中有详细的介绍。
关于另外一个概念——“看不见的手”，我们也存在很多误解。“看不见的手”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只出现了一次，而且是作为“比喻”词汇，并非经济思想。而且在书中，亚当·斯密是用它来“反讽”那些反国际贸易人士的，不具有任何认同含义。
另外，我们熟悉的关于“守夜人政府”的概念也存在理解错误，而且错得更离谱。虽然“自由放任”、“看不见的手”这些概念遭到误解，但毕竟是来自经济学大师们的经典文献，而“守夜人政府”这一概念根本就不是来自经济学文献的，也不是经济学家的发明，而是19世纪社会主义者对当时资产阶级政府的一种“嘲讽”。但流行起来后，竟然被一些经济学家当作经济学概念来引用。中国一些经济学家所认为的“守夜人政府”乃“典出亚当·斯密”是毫无历史依据的。
近三十年，世界流行的“小政府主义”思潮，往往将源头追溯到亚当·斯密、洛克等学者身上。而仔细考证起来，亚当·斯密和洛克也不是什么“小政府主义者”，其思想更接近于现在的“大政府主义”。如果你认真阅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会惊讶地发现：亚当·斯密从来没有论证“公众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和谐一致性”，也没说过“最小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或者“政府对市场干预越少越好”之类的话，反而用了不少篇幅揭露与谴责私人资本为了私利伤害消费者，损坏社会公众利益，胁迫政府、国会，暴力伤害国会议员等丑行。
亚当·斯密实际上一直为政府争取更多的职能。比如他主张将“拥有军队”、“建设公共工程”、“公共裁判”等相应的职能大胆地交给政府，并且用文明社会和野蛮时代的政府职能差异进行对比，说明政府职能的增强是文明社会的标志。比如亚当·斯密在其《国富论》中论述“常备军问题时”，曾有一段非常精辟的分析：“有共和主义思想的人，往往担心常备军会危及自由。不过，一国的军权如握在君主手里，君主有了常备军护持，他就自以为安全了，无需再像近代一些国家所行的那样，监视各市民的细微行动，时时疑忌市民扰乱和平。或如果哪怕是一个小小的纷扰，也有可能不到几小时就掀起大的骚乱。那么为防微杜渐起见，政府就不得不使用权力，来镇压一切对自己表示的不平不满。反之，一国君主如果感到，支持自己的不但有可靠的贵族，还有精练的常备军，那么就是最粗暴、最无稽、最放肆的抗议，也不至于引起他的不安。他可以平心静气地宽恕这抗议，或搁置不问。并且，君主既意识到了自己地位的稳固，就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这样做。所以，接近于放肆的自由，只有在君主有精练的常备军保障的国家，才可见到；亦只有在这种国家，才无需为公共安全而赋予君主压抑任何放肆的自由的绝对权力。”
从亚当·斯密的这段分析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共和制国家反而可能比君主制国家更容易“使用权力，来镇压一切对自己表示的不平不满”。而现实中，这种镇压早已不存在，共和制国家特别强调法治，而且制定了多如牛毛的法律法规，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小的纷扰演变成骚乱。但这些法律也导致了人民的不自由，甚至很多法律细致到了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