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很显然，我们眼下就需要帮助。香燃尽之前，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向南进发。我的思绪再次转向老和尚说的话上——隐士们不愿意被发现。我们到底在中国干什么呢？显然，此刻我们不得不放弃逻辑。我们是有使命的。
然而，这使命却被旅游打断了。史蒂芬和我饱览了西安的风光，感到心满意足——在西安的怀抱中，曾经有11个朝代在此建都。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满足了自己的历史好奇心，之后去参观最后一个地方：草堂寺。1600年前，鸠摩罗什曾经驻锡于此寺，在此期间翻译出了大量佛经，质量超群，文辞优美。我不能放过向这位祖师表达敬意的机会，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个行者，所以我以行者的方式向他表达了敬意。
汽车在泥泞不堪、车辙纵横的路上向西安西南方向行驶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草堂寺长长的红墙之外。这些红墙被麦田包围着，看起来似乎是最近才修复的。除却这座寺庙在古时候的名声，它看起来几乎不值得我们为到这里而付出的努力。但是刚一进寺庙，我就因礼佛者数量之多而大吃一惊。大殿是如此拥挤，我几乎找不到空隙在鸠摩罗什和释迦牟尼佛像前问讯。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一位老和尚从人群外走过来，向我点头示意——原来他就是草堂寺的方丈，而吸引了这么多信徒的眼前这一幕场景，乃是因为今天是佛诞。我怎么能忘了呢？！
领我们参观了寺庙的庭院之后，方丈把我们带到他的方丈室里。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隐士。此时，他的几个弟子也涌进屋里。他看看他们，然后又看看我，最后说：“我对隐士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既然你们远道来了，为什么不参拜一下你们拐入主路以前路过的那座山上的塔呢？那座塔里有道宣的舍利，他肯定知道他那个时代隐士的事情。”方丈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我们依依惜别。
我们回到柏油路上，几分钟后，车停在方丈提到的那座山的山脚下。起初找了几次路，都走错了，后来我们找到一位老人，他愿意给我们当向导。半路上，史蒂芬和我开始怀疑这座山有没有顶。山上的小路因为最近下了雨而特别滑，我们几次跌倒。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爬上了山脊。
史蒂芬停下来拍摄这座山的全景，我则去爬通往那座塔的最后一道坡。我绕着这座小砖塔右行三匝，然后恭敬地向这位大师问讯——是他编撰了中国第一部佛教人物编年史。之后，我背靠着塔的正面坐下来，眼前是一望无尽的连绵起伏的山岭，白云缭绕的山峰和绿松石色的小溪。它看起来像是最完美的隐居地。但是即使借助望远镜，我也没有发现岩洞，没有茅屋，没有小径，没有炊烟。
我很失望，但同时又因为终于置身于山中而感到振奋。我往下滑回到史蒂芬休息的地方。我们的向导建议从山后的小路下山，那样走容易一些。这正中我们的下怀，于是我们就从山后下山了。
大约10分钟后，小径绕过一座旧寺庙的泥墙。我们能够听到里面有声音，向导敲了门。门开了，五个年轻的和尚领我们穿过院子，进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有一张桌子、五只凳子。我们坐下来，他们给我们倒了两杯热水，并往里面加了一些东西，其色泽、口感都很像甜橙晶。
这种古老的待客方式使我精神一振，我又把那个必不可少的问题拿来问主人：“这些山里有什么隐士吗？”
一位和尚答道：“当然啦。你想了解哪些隐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橙汁，倾听着一长串名单：有些人刚在山里过了一个冬天，还有人已经40年没有下山了。我们发现了隐士的天堂。临走前，我问一位和尚这些山的名字。他说：“这里是终南山。这儿是真修行的出家人来的地方。”
1959年，作家赖特在他的《中国历史上的佛教》（BuddhisminChineseHistory）一书中，以此观点作为结言：“我相信，中国佛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它的最后一线光明。”当时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在其后的岁月里，佛教似乎已经被从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清除掉了。没有被烧毁或洗劫的寺院和道观都变成了学校和工厂，幸存的极少数的寺庙被用来驻扎新的寺庙工作组，过去寺庙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迫还俗了。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观察家们都断言，这场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彻底清除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和迷信。大多数观察家已经把佛教视为死去的宗教。每当我跟约翰·布洛菲尔德——他翻译了黄檗和慧海禅师的语录，这两本语录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的修行——谈起这个话题，他都会长叹一声，然后建议我们谈点儿别的事情。
当我开始考虑参观中国大陆、亲眼去看看佛教现状的时候，我断定：如果佛教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还存在，那么它更多地会依赖于生活在茅篷或岩洞里的比丘或比丘尼，而不是依赖生活在寺庙里的那些人。回顾佛教2500年的历史，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大师不是先经过一段隐居生活而开悟的。当我最终决定去参观中国大陆、看看佛教是否还存在的时候，我决心把精力集中在隐士传统上，而不是寺院传统。
当时我并不乐观。动身前两个星期，台湾“陆委会”行政秘书马应周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我是谁呀，还敢争论？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喝着热橙汁，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离开西安地区，继续我们横穿中国大陆的《奥德赛》。我们又爬了其他一些山，与另外一些隐士进行了交谈。他们中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很多是道教徒；大部分是和尚道士，但也有很多尼师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纪，但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我们觉得自己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我们所考察的山中，有一座叫太姥山，就在福建省西北角。在路上，我们碰到一位居士，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山洞前，洞里有一位85岁的老和尚，他在那儿已经住了50年了。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老和尚问我，我反复提到的那个“毛主席”是谁。他说，他是1939年搬进这个山洞的。当时这座山的山神出现在他的梦里，并且请求他做这座山的保护者。从那时起至今，他再也没有下过山。弟子们和当地村民给他带上来他所需要的为数不多的物品：面粉、食用油、盐，还有每五年左右一条新毯子或一套新衣服。他的修行方法是持名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爬过那么多座山，遇到过那么多隐士之后，我们终于慢慢地明白了“无量”的含义。
下山的路上，我们停下来拜访两位在附近山洞里修行的隐士。他们在那里也住了几十年了。他们送给我们两公斤“东方美人”作为临别赠品——那是他们自己的小茶园出产的。它是我过去非常喜爱的茶种，现在仍然是。从来没有外国人来过他们的山，所以他们想送给我们一点儿特殊的纪念品。
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往下走，来到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里。
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它半路抛锚了。于是我们又换了一辆公共汽车，最后到了福州。
在旅馆里登完记，我们冲了个澡，洗了衣服，像往常一样出去闲逛，找冰镇啤酒。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乘公共汽车来到港口城市厦门，然后搭下一班船回到了香港。几天后，我们回到台湾，放松了下来。但是我们同时也做好了准备：回去做一次更长时间的旅行，拜访全中国的隐士。可是，原来有意赞助我们的人都消失了，突然之间，我们只有靠自己了。我们考虑放弃这个计划，或者等着，直到条件好转。可是我们发现的东西令人难以忘怀，我们无法一直等到条件合适或者合乎我们的心意才再去大陆。我们举棋不定，抛了两次硬币——两次都是正面。于是6个星期后的8月上旬，我们又回去了。很显然，我们不得不忘记拜访全中国隐士的计划，不得不把自己的行动限定在我们的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权衡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我们选择了隐士的天堂。
第二章 月亮山
终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