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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仰天池周边地区曾经是一座道观，里面居住着数量庞大的出家人。这座荒凉的小祠堂，就是那座道观所遗留下来的一切。
农夫锁上门以后，邀请我们到他家喝碗热糖水。我们解完渴，他的妻子开始准备新鲜面条，农夫则开始削土豆。于是我回到外面，点燃了一支抽剩的香烟。农舍两侧长着高高的树，树枝上有几个喜鹊窝，喜鹊们在窝里吱吱喳喳地叫着。那个池塘占去了这个村子的大部分地盘，里面长满了干枯的灯芯草，正在风中瑟瑟作响。当我沿着池塘绕到对岸去的时候，惊起了两只青蛙，跳进水里去了。村里的孩子们告诉我，他们正在池塘里捉五色鱼。我想，不知道这五色鱼是不是一种鲑鱼，可是我所看到的，只有灯芯草。
从池塘上方向南望去，那个鞍形的山脊陡然直落而下，露出了楼观台后大约30公里范围内的大大小小的山峰。在西南大约20公里处，我望见了2600米高的四方台峰。我用望远镜浏览了那一带，不过它太远了，看不到任何炊烟和茅屋的痕迹。紧挨四方台西面的是东老君岭。东老君岭再向西30公里，山岚中的一个地方，是太白山上的那块巨大的白石头。太白山高3800米，是终南山的最高峰。
香烟不长，我们的向导也已急着要回家了。我们用面条和土豆填饱了肚子，谢过了农夫和他妻子的盛情款待，动身回楼观台。下山的半路上，我们惊起了两只鹌鹑；沿途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去捡一些从地里长出来的白色的小星星。到处都是桃树，桃花盛开。回到旅馆里，我们用一桶冷水冲掉了路上出的汗。
晚上就寝前，我向当地文化事务局的官员打听过去住在这里的道教徒的情况。他说，已经有人编纂了一部详细的历史，不过还有一些编辑工作要做。大概在未来的两年内，可望问世。
当我问及楼观台现在的常住的情况时，一位老道士建议我们去与住持谈谈。这位老道士的嘴里只剩下一颗孤零零的、长长的牙齿，长到令人难以置信。他把附近的一个建筑群指给我们看。那是一座昔日的军营，门上还有红五星。老道士说，为了防止破坏，这个地方已经铺了石板，在未来五年内的某个时候，一座崭新的大道观将会取代这座军营。
我们在斋堂里找到了住持的侍者，他把我们领进一间接待室。在那里，我们被介绍给住持任法融。任道长是邻近的甘肃省人，留着一部长长的黑色络腮胡子——那种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所特有的络腮胡子。他也是陕西省道教协会的会长。后来我从其他道士那里了解到，他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师之一。
互相介绍之后，他送给我一卷他注解的老子《道德经》——正是《道德经》把我们引到楼观台来的。在深入终南山的过程中，我们拜访过任道长两次。下面是我所摘录的两次采访的部分内容。现在任道长说话要谨慎得多了，不比他早先在中国道教协会的杂志《中国道教》（1985年秋，第10期，第12～15页）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了。因此，我对他写的评论的某些部分作了解释，作为对他的回答的补充。
任道长看起来并不太老，因此当他说他60岁了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出家多长时间了。
任：我离开家的时候19岁。出家40多年了。当我刚开始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不同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决定。于是我便去龙门洞住下了——龙门洞在这里的西北方。我在那里待了3年。那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住在道观里，而不愿意先受几年苦，那么没有人肯教你。
问：“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在这里吗？
任：在。最近的30年我一直在这里。
问：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任：红卫兵来了，摧毁了道观，砸碎了塑像，烧毁了我们的书。他们还打出家人。他们使我们烦恼了10年。（根据任道长在《中国道教》上的报导，“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陕西省几乎所有的道观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从1982年起，陕西省的72座道观中的10座开始部分地修复。在这10座道观中，只有楼观台、华山和西安的八仙宫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经济援助。以楼观台为例，这笔钱的数目是13万元人民币，或者说2。5万美元；八仙宫是15万元人民币；华山的数目没有报道。）
问：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善的？
任：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起，情况开始慢慢地好转。（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说，在新宗教政策宣布后的十年间，“左”倾思潮继续阻碍着宗教的发展，尤其表现在接管宗教场所的问题上。他说，陕西省的问题在楼观台、重阳宫、华山和陕北的白云山表现得尤为突出。任强调说，将宗教场所置于宗教修行者的管理之下，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不这样做，宗教团体就不可能达到政府所提出的自给自足的目标。）
问：道观给住在这里的道士和道姑们发钱吗，以帮助他们支付个人开销？
任：给。现在每个人每月能得到大约20元人民币（4美元），这笔钱从我们卖门票、香和手工艺品的收入中支出。楼观台的道士们则一直把修行和劳动结合在一起。我们也种菜，比如芜箐、卷心菜和土豆。我们一年四季都穿同一套衣服。我们不需要多少钱。我们更愿意用自己所赚得的一点点钱去修复道观或买书。
问：道观是怎么组织的？
任：它的组织形式与佛教寺庙很相近。佛教有寺庙，道教则有道观，而且寺庙和道观里不同功能区的名称都一样，管理机构也一样。每一种宗教都有一个组织。我们也有一个。我们有规章制度。但是修行要取决于个人。（1987年，现在的中国道教协会草拟了《道观管理规则》。允许每座道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形来进行组织，以及通过任何不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方式来养活自己。据说责任和收入都是根据民主的原则来分配的。目前道协所提出的口号是“让每一座道观自己养活自己”和“把道观建成一个家”。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指出，1949年以后，政府禁止发展新的出家人。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个政策被废止了，同年，重新建立了道教协会。从那时起，全真派的23个主要中心和另外两百座小道观都加入了道协。后来任道长告诉我，目前中国道士和道姑的数目大约有10000人。可是，北京白云观里的中国道协官员却告诉我说，这个数目是将近3000人；中国道观的数量大约有500座，可是其中大部分道观都太小了，没有资格加入道协。）
问：在近几十年里，道教发生了哪些变化？
任：很多个世纪以前，中国道教分裂成全真派和正一派。全真派是北方的主要宗派，正一派在南方更为盛行。正一派是一个在家宗派，其中心是如四川、上海和江西龙虎山这样的地方，也被称为天师道。成员们可以结婚，可以吃肉，也可以喝酒。他们住在家里。全真派则完全与俗世隔离开来。它的成员住在道观里。我们属于全真派。像我刚才所说的，全真派在北方占主导地位，但是现在正一派更为流行。这是最大的变化。
问：哪一派控制着道协？
任：哪一派也没有。协会里两派的人都有。同时既有在家信徒，也有道士、道姑。它不拒绝哪一派，也不着重强调哪一派，也不干预任何一派。协会不干预任何形式的信仰或修行。（通过对中国道协出版物的匆匆一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协的高级官员和会长们大部分是全真派的出家人）。
问：如果一个人想跟某位特定的道教师父学习，师父和弟子本人就能决定这件事，还是必须要得到协会的许可？
任：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协会不能干预。（根据我们与之攀谈的其他道士的说法，地方道协决定弟子们可以在哪里学习，以及道士和道姑们可以住在哪些道观里。）
问：现在的年轻人对出家还感兴趣吗？
任：感兴趣。目前住在这里的50位道士中，有20多位是30岁以下的。（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提到，尽管省内各道观年轻的出家人非常缺乏，可是政府仍然不让想出家的年轻人在道观里待得太久，除非他们先迁好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