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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的周期变得越来越短。人们上下调动或者平行调换工作已经习以为常，因此，一个人尽管在书中是甲公司的总裁或者乙大学的教授，可是当你读到这本书时，他可能已经调到了丙公司或者丙大学了。除此之外，读者也不应该忘记最后一个不可逃避的现实：所有的解释都是简单化了的。
此外，关于这本书的写作还有两点值得知道的重要事实。假如没有史蒂夫·克里斯钦森来帮助我们，那么写这本书所花的时间就不只是12年了。记得这部书写完时，我询问史蒂夫能否向我推荐一个好的编辑来协助我们。令我高兴的是，他来了个毛遂自荐。史蒂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记者，曾在当时世界上主要新闻机构之一美国的合众国际社做过编辑，后来在《洛杉矶时报》辛迪加任编辑和总经理。几乎在3年前就开始和我们合作的史蒂夫证明是一位一流的当家编辑。更重要的是，他给我们带来了逻辑上的严谨、智慧、热情、和善和一种令人愉悦的幽默感。他的加入使得这本书的杀青阶段成为了一种享受。现在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最后，由于我们的独生女儿卡伦的不治之症，使我们花去了很多的时间，从而减缓了写作的速度。海蒂常年日夜24小时在卡伦的病榻前悉心照料。她不仅在同女儿的疾病做着斗争，而且也在同医院的官僚制度和医学上的滞后做着抗争。因此，她只能是间歇性地为本书做些撰写工作。即使如此，本书中的许多假设、思想和模式都是我们共同旅行、联合采访和毕生的讨论和争执的结果。
导言（3）
出于各种原因，海蒂不想让自己的署名出现在书的封面上，只是在1993年出版了《未来的战争》（War and Anti？鄄War）、1995年出版了《再造新文明》（Creating a New Civilization）之后她才有所让步。但是，读者们应该把所有托夫勒的书都看做是我们两人爱情生活的结晶。阿尔文·托夫勒
致谢（1）
这本书的问世得到了很多人的鼎力支持，我们愿呈上我们的诚挚谢意！在此，请允许我们打破以贡献大小为先后的致谢顺序，让我们从内部说起。这本书实际上是在家中写成的，书稿保存在离家不远的办公室里。
我们要感谢琳达·保罗，她在卡罗尔·西蒙的帮助下一直负责保管不断增加的研究档案。这些档案被整齐地归入大约5 000个类别。几十年来，琳达对档案数据了如指掌，她知道计算机出了什么故障，她知道如何在短时间内订到航班座位，如何婉转地应对陌生人……更重要的是，她知道如何开怀大笑。
艾里西亚·加西亚负责我们的家庭事务以及家中的办公室，她聪明、善良、十分值得信赖。她在我们的女儿病重期间与我们共同度过了风风雨雨。
在工作和全球的旅行中，我们遇到了很多具有真知灼见的人：
斯坦福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在硅谷曾花费几个小时为我们讲解知识型经济的主要含义。
《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1 一书的作者、纽约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前任世界银行总裁之一威廉·伊斯特利，为我们提供了他对知识及激励机制在对抗贫穷中的作用的见解。
我们曾和米尔肯研究院的金融学家格伦·耶戈、苏珊娜·特里姆巴斯花了一下午的时间，探讨时间与金钱的某些隐性关系。
我们还要特别感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文艺复兴经济研究者、荣誉退休的迈克尔·D·英特利格特教授，他的兴趣广泛，包括从健康、水资源到核扩散，以及俄罗斯由共产主义向准市场经济过渡等领域。
我们还要感谢华盛顿LLC研究中心的带头人之一杰弗里·艾森纳克，他手下率领着50位经济学家。当认为我们需要时，他伸出援助之手，他的邮件常常在深夜时分纷至沓来。他的这些邮件时常为我们的想法注入新的理念。
我们还要向已故的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复杂性理论的奠基人伊利亚·普里高津致敬。与伊利亚·普里高津的谈话加深了我们对混沌与秩序的理解。混沌与秩序是财富的基础。
在墨西哥与卡洛斯·斯利姆一家的谈话远远超出了墨西哥与拉丁美洲的商业与经济的范围，加深了我们对更广泛话题的理解。与卡洛斯共进晚餐经常会谈到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像我们经常提到比尔·克林顿和“魔术师”约翰逊。
我们多年来一直在与前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辩论、争吵，甚至互相大叫，但又能开心地大笑。不管我们的政治观点如何相悖，我们却时时刻刻能从他那儿学到新东西。他是位智者，尤其是当我们持有不同意见的时候。
我们还要感谢新加坡的国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他曾唤醒了全亚洲，使亚洲人民认识到了自己的经济潜力。作为一位资深的政治家和深刻的思想家，李光耀先生曾与我们分享他对亚洲前途的看法。
前美国海军参谋长理查德·丹兹，邀请我们陪同他一起前往中国上海参加与商业界人士的研讨，并与中国前海军舰队司令会面。
我们还要感谢已故中国台湾英业达集团副董事长温世仁先生。温先生生前足迹遍布从北京到黄羊川等中国最穷的部分地区，努力缩小中国地区间在数字信息方面的差距。
我们要感谢国内的鲍勃 · 瓦因加登和帕姆 · 瓦因加登。他们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想法，避免我们在文章中出现错误。感谢他们多年来对我们的积极支持与鼓励。
我们要深深感谢阿尔 · 伯顿和萨利 · 伯顿，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们常常在周五晚上与我们讨论媒体、流行文化、政治以及下一个写作主题。感谢他们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相伴左右。
致威克特·奥希提斯基和伊娃·奥希提斯基：威克特是一位杰出的制宪学者、中欧大学法学和社会学教授。他曾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伊娃和威克特都是国际禁酒运动的领袖，因为嗜酒者常常忽视醉酒给生产力、犯罪、警察和家庭生活带来的经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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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2）
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编辑阿什·格林，他应该被授予诺贝尔耐心奖。当我们威胁着要改变内容、误入歧途时，是他耐心地坚持我们的原稿方向。
感谢柯蒂斯·布朗出版公司的老朋友蒂姆·诺尔顿、戴夫·巴勃和格雷斯·惠里，我们向来合作愉快。希望所有的作家都如我们般幸运。
我们要感谢利恩办公署的比尔·利、拉里·莱森和其他所有人，他们为我们提供了无数次环球演讲的机会。在这些演讲中我们有幸结识创造了革命性的财富体系的思想者和行动者，以及来自不同文化的睿智听众。
我们每月专栏的编辑内森·加德尔斯脑中的信息量比Rolodex信息管理软件还要多，他的头能够与总统山上的雕像一比大小。
最后我要感谢托夫勒协会的同事们：
汤姆·约翰逊是托夫勒协会的创办人与合伙人之一，几十年来的好朋友。感谢汤姆对我们书稿提出的宝贵意见，还有他对一切事情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对我们写作进程的温柔的、不懈的敦促。
迪克·萨弗兰斯基睿智的好奇心与尖锐的洞察力经常激发我们的创作灵感。戴伯·威斯特弗尔，GPS系统的制作人之一，是我们所有方面的良师。亚伦·舒尔曼不仅聪明过人且脚踏实地。
此外，我们要感谢托夫勒协会的全体同仁为我们解答难题，组织集体晚餐为我们提供演讲的场合。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有机会倾听智者的想法。我们还要感谢最近去世的邦妮·奥戈尔曼，她为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我们为她的离去深感悲哀。
我们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无法在此一一列出。我们对这些帮助过我们的人心存感激：那些十多年来为我们提供有用数据、信息和知识的人，那些与我们见面、回复我们的邮件、接听我们的电话的人。
还有那些成千上万为我们的想法提供素材的人——在此书中出现的几百位作者，在网上与我们分享自己见解的学者，还有那些努力工作却声名狼藉、薪水极低的记者们，他们每天报道商务新闻、经济政策及相关事件——这些人每天在键盘上敲出所谓的“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每个人都会不时地犯错误，我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不例外。当然，这种长度的写作不可能百分之百正确。当然，我们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