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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压力、我们将时间分成越来越小和不平衡单位的能力、电子基础设施空前的高速度、产品的分类定价和支付方法越来越颗粒化（granularization）的倾向，所有这些都向我们预示着这样一天的到来：货币的流量再也不像以住在某个固定的可预测的日子（比如星期五夜晚或者每月的15日）那样达到高峰了。
这些相互关联的过渡（加速度、非规律化、连续不断的流动）正在改变着我们眼前的整个时间观。但是，随着我们用21世纪的时间逐步代替工业时代的时间，不管是正在进行的变化还是即将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也都只是冰山的一角。
这些自动进料的替代方法将引发更多的社会变化，这一点我们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已经指出了。它们使我们公司和个人生活中的各种事情的流动（事情、人员、地点、关系和信息等方方面面的流动）速度更快。一次性商品越来越多——今天是照相机，明天就是电话。一次性的主意、商业模式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越来越多。
飕飕地驶向何方
它们也将我们更进一步地推向了“临时方针”（从商业的永久性或者长期性组织结构向一次性、短期的组织形式过渡，甚至是向临时性的商店过渡）的状态中。设计师川久保和她的丈夫阿德里安·约菲在东京开设了一家公司，并在柏林开了一家商店。他们说，这家商店只准备开一年，一年之后不管盈利与否都将关闭。这种想法应该能够反映出时装、电影、音乐和名人生活的越来越短暂的保存期。
公司在争先恐后地适应市场、金融界以及其他方面的变化的同时，也在进行组织内部的连续流动的改革。几十年来，组织上的临时性或者转瞬无常性现象越来越普遍。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发达经济的一种不可避免的特点。
更具临时性的是那些管理方面的怪念头。这些怪念头突然出现、影响这些连续不断的重组工作，然后突然嗖地不见了。价格也在越来越频繁地变化。投资者要求回报越来越快。人与人之间、地点之间、主意之间、技术之间和商贩之间的种种关系都变得越来越短暂。
如果一个社会的部分人口正在从日常标准化的时间表里解放出来，而另一部分人口仍然按照过去按部就班的方法工作，那么这个社会能朝着超高速和繁杂的时间关系发展多久呢？雇主们又如何同年轻的员工们打交道呢？因为这些年轻人是新生活方式的产品，他们认为准时正点的工作要求是对他们自由和创造力的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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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新的时间观念（6）
今天的研究者们向我们提示，伴随手机普及的还有一种对待准时正点要求更为放松的态度，因为人们可以提前打电话和提前道歉。但是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却是在工作上：装配生产线的衰落。装配生产线要求同步化工作，这样，如果一个工人来晚了，生产线上所有工人的工作都要受到耽搁。装配生产线所要求的准时正点在农耕社会是无人知晓的。
今天，随着自由职业者越来越多、按照各种时间表工作的个人越来越多，时间就变得更加重要了，但是，对准时正点的压力却放松了。
在这里我们不能充分讨论这些过渡对社会、文化、心理和经济的影响。然而，现在应该清楚的是，由于我们的重要机构相互间失去了同步，由于同步化和失同步化之间的紧张关系愈演愈烈，由于超高速发展仍在继续，由于时间正在变得非规则化，由于生产力与时间的联系越来越少，而每个时间的间隔都将比上一个时间间隔更有价值，由于人类能够测量、探索或控制越来越短的时间段和越来越长的时间段，所以，某种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已经开始了。
我们正在将人类与财富时空深层原理之间的关系革命化。这一点本身就将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孩子们的生活，即使这还不是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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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循环（1）
有史以来财富最大的地理迁移之一正在发生着，财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动着。
正如我们正在改变我们与时间的关系一样，我们也在改变着我们与空间深层原理之间的关系——财富被创造的地点、我们选择这些地点所依据的新标准，以及我们将它们连在一起的方式。
结果就出现了一段时期的空间动荡。这种越来越强的“财富流动性”将影响未来的工作、投资、商业机遇、公司的结构、市场的位置以及全世界所有普通人未来的生活。它将决定城市、国家和整个大陆的命运。
嚯，亚洲！
因为西方的经济在全世界主宰的时间是那么的长，所以常被忽略的一点就是，500年以前，中国——而不是欧洲，有着最先进的技术。而且，领先世界的是亚洲，在全球可衡量的经济产量中，亚洲的产量占去了65％。
至少在西方，差不多被忘记的一个事实就是，1405年，一支由317艘船只组成的、随船水手和勇士有27 000人的庞大舰队开始了其七次远洋航行中的第一次。据史学家路易丝·利瓦希斯（Louise Levathes）所记载，这支舰队是由中国将军郑和率领的。郑和是位回教徒，皇宫中的宦官，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航海家之一。这支远航舰队探索了非洲的海岸、中东的亚丁湾，抵达了沙特的吉达和阿曼的佐法尔，为中国在整个印度洋的贸易奠定了基础。
直到两个半世纪之后，启蒙运动和早期的工业革命才掀起了第二次浪潮的迁移，才开始逐渐将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聚焦点移到了欧洲。
然而，这种聚焦点却并没有在欧洲待下去。到19世纪末，世界财富创造的中心已经开始再次迁移，这回是继续向西，迁移到了美国。两次世界大战将欧洲经济所剩无几的领先优势也终结了。
1941年，就在日本突袭珍珠港使得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时代》杂志的出版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写道，20世纪已经是“美国世纪”了。他写道，“美国必须承担起全世界行善者的角色，承担起喂养全世界人民的义务，因为全世界文明的崩溃使得全世界的人民正在忍饥挨饿、流离失所。”
确实从那时起，尤其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第三次浪潮向知识经济过渡时起，美国的经济就一直处于霸主的地位。但是财富也在向亚洲迁移，一开始有股涓涓细流流向了日本，后来流向了诸如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并在以后的几十年中势头越来越猛。
打开致富的闸门
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明确提倡改革开放并鼓励人们致富时，财富的闸门真正地拉开了。20世纪90年代，闸门开到了最大的限度，外国的投资汹涌而入。在过去的25年中，估计国外总投资额为5 700亿美元。
2002年，新华社将这股外国直接投资的洪流称之为“简直如奇迹一般”。2003年，以535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巨额，中国一跃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受国，甚至超过了美国。2005年，外国直接向中国的投资额估计达到了700亿美元。
中国的赫然崛起是中国人民的艰苦工作、脑力劳动和创新的一个贡献。但是，我们还是按照亨利·卢斯的故事线索说下去，假如没有美国的参与，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卢斯的父亲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他本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假如他能够活到今天，回头看看这几十年的历程，看到美国对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所给予的强大援助，他可能会感到既惊讶又满意。不过世人还是抱有一丝怀疑，认为这与行善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
截至2003年，美国人已经向中国投入了440亿美元的巨资。美国也为中国的商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仅在2003年就从中国进口了1 500亿美元的商品。此时，中国向全世界的出口额达到了4 361亿美元，其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65 000亿美元1。
那一年成为了亚洲的分水岭。中国大陆连同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几乎相当于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欧洲最大的5个经济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而这还没有将日本包括进去，也没有包括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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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大循环（2）
假如加上日本和印度，这亚洲5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要比欧盟全部25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或者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还多出30 000亿美元。
因此，我们一直目睹的事实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