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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在很长一段时期相当反对中共政权。这也难怪，因为他的亲友中有不少人由于历史的原因被镇压。我一九九○年第一次去国内时担心会因为自己的背景受到歧视，结果发现台湾同胞受到特别优遇。意识形态的对立并没有阻碍中国大陆欢迎台胞投资。这种讲究实际的态度使我吃惊。
“去年（一九九五年）我们一家去了湖南，我们还有亲友在那儿。父亲的家乡变化很大，但仍很落后，交通也极糟，基本上还是农村经济。我发觉中国城乡差别大得惊人。但乡亲们的热烈欢迎使父亲非常感动。我想，那是父亲生平最幸福的时刻。
“八十年代初我去过台湾，那里的人有礼貌，人情味足。八十年代末，我又去台湾，发现人人关心的就是钱，是物质享受，是 炫耀财富。现在中国大陆有些地方像八十年代初的台湾，有些地方像八十年代末的台湾。中国落后了人家几十年，许多人求富心切，我不以为怪。我只怕他们会失去一些传统的美德，诸如孝敬老人、中庸之道、重视教育等等。
“据说，中国有许多青年人不想上大学，都想赚钱，想炒股票。赚钱可以，希望不要以丢弃传统的美德为代价。”
迈克尔·贾尼尼波士顿东北大学管理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
任美国马里奥特国际公司副总裁。现住马里兰州。已婚，有三子一女。爱打太极拳。
“我是老大，还有两个弟弟。我十二岁时就开始打工，因为家庭经济不好。三年以后，家里经济好转，我决定独立生活。父母答应了我，条件是我不惹麻烦，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于是十五岁时我就在外面租了一套公寓，边读高中边打工，每天工作六小时，周末也工作。
“我学习得很努力，成绩很好，可是没有时间参加课外活动。我在工作经验方面跑在别人前头。但是，另一方面我想，如果我不必打工，如果我有时间参加各种课余活动，我个人的发展是不是会更充实更全面一些呢？说不定我会结交更多的朋友。不过，当时在责任和自我发展两者之间，我选择了前者。我认为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大学毕业后，我在波士顿最大最老的一家意大利餐馆担任总经理。哈佛经理学院毕业后，我进入马里奥特连锁旅馆公司工作。马里奥特公司有一个经理人员的培训班，学员从最底层做起，尽管我已经有工作经验，而且有哈佛的学位，我的第一个岗位却是大厅服务员，替人提行李。第一年我轮流做了二十个不同的工种，对旅馆业务的各个方面都有了第一手了解。培训结束后我先被提升为缅因州波特兰市马里奥特旅馆的总经理。在我两年多的任内，这家旅馆的服务质量和员工满意程度每年都是公司第一。我又被提升为公司副总裁，负责管理公司属下的三百家旅馆。后来我的责任扩大到全美五个地区，属下有九万名员工。我担任公司企业规划、战略设计方面的决策、制定营业收入的目标、利润指数、顾客满意的指标等工作。
“我的工作是总经理性质，哈佛教的就是总经理的艺术，所以我在哈佛学的东西很管用。
“我的管理哲学很简单：如果我们照顾好公司的员工，他们就会照顾好公司的客人。马里奥特旅馆固然有豪华的设施：高尔夫球场、海滩、宴会厅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员工。他们应该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能力。这方面我们花了许多资金和精力。我相信这跟我们的高质量服务有关。美国还有比马里奥特更豪华的旅馆，但客人就是喜欢我们。我们旅馆的市场占有率为全美之最。
“马里奥特旅馆的指导思想是：服务他人是一种高尚的职业。在美国这很不寻常，因为一般美国人都认为服务性行业低人一等。美国立国的基础是独立。成功、地位、金钱受到尊重。但是马里奥特公司的创始人一开始就认定服务性行业是一种高尚的行业。其次，我们公司有一种精益求精的传统。
不论是洗碗碟，整理房间，还是管理整个旅馆，总有改进的余地。
“我在缅因州波特兰市工作时，远离公司总部，有很大的自主权。我研究了一下马里奥特传统的操作方法、管理程序之后，觉得可以进一步加以改进。虽然这些程序、方式、方法已有多年成功的经验，但我还是按自己的想法重组了管理班子，将十九个高级管理职位精简到八个，撤掉了一些岗位，改变了管理方式。我让各个部门的主管直接参与旅馆的管理，而不是成天呆在办公室里看报告。又让经理人员直接与客人接触，在实地担任领导，不在办公室里搞分析。一年以后，我们旅馆的利润和营业收入都大大提高，由第三者所作的独立调查表明，顾客满意的程度我们旅馆是全公司第一。
“公司总裁比尔·马里奥特注意到我们的业绩，他亲自访问了我们。我告诉他我摒弃了公司的一些传统作法，采用了一套新的管理体制，会议减少了百分之八十，安全操作程序也作了改变，现在，每个经理人员负有更大的责任。
“比尔·马里奥特的父亲是公司的创始人，他本人干这行也已经有三十五年的经验。要他把过去的老一套经验丢掉，接受新变化，欢迎新变化是很不容易的。然而，他听了我的汇报之后感到很兴奋，马上把我调到公司总部，让我在整个公司推行这些革新措施。由此可见，在一个习惯势力根深蒂固的机构，即使维持现状对许多人的既得利益有利，好的主意迟早仍会克服阻力。
促成变化，获得成功。比尔·马里奥特称我为公司的‘哲学家’。
“我在华盛顿、波士顿、纽约、波特兰都管理过旅馆，我常常接触刚刚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他们有的是餐厅侍者，有的是清洁工，有的是会计，有的担任后勤工作。我发现这些年轻人不再有家庭、教会、社区、学校这些传统的结构作为他们生活中的支持，工作单位变成了他们生活中唯一的稳定结构。我工作的相当一部分是给这些人当咨询，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记得在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如果我需要帮助，或者请教别人，我会找父母、社区、学校、教会的。这大概是社会的一大变化吧。
“这也使得企业管理工作的性质变了。特别是服务性行业，人的因素更重要。我的一部分工作就是给这些年轻人提供一个精神依靠。
“世界在变，时代在变，人也在变。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人们侧重的东西有所改变。八十年代物质和金钱较受重视，九十年代人们更保守一些，更重视道德价值，而不那么追求物质。马里奥特的客人和员工都反映了这种变化，所以我们的服务也必须跟上去。
“作为公司员工健康福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带头每天早晨八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我的用意是想告诉员工：我们不要求大家做工作狂。工作过头会影响健康，甚至使人变得眼光狭窄，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学习新事物。
久而久之，他们应付变化的能力也会受到影响。要工作得有效率，生活得愉快健康。
“我每天都打半小时的太极拳。我对东方文化和哲学研究了多年。打太极拳给我的生活带来平衡，也使我对人生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太极拳给我的影响不仅仅是一天半个小时，阴阳太极道家的哲学已成为我人生哲学的基石。一般西方人把工作、学习、休闲区分得很清楚。我认为它们是贯通的，不能人为地断开，否则是不自然的。我有许多同事一天下来很疲劳，感到工作压力太大，有精神负担。但我没有这种问题。我想这得力于太极拳给我的平衡。我感到工作轻松，心情很舒畅，我生活简单，也很幸福。
“我的工作使我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人。旅馆里有喜剧，有婚礼，有庆典；也有悲剧，如有人自杀，可以说旅馆是人生社会的缩影。世界虽然分为许多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但是人的基本行为和动机都差不多。
我想成功的秘诀之一就在于认识到人类的这种共性，这种普遍性。”
钱美仪哈佛大学经济学学士、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任美国摩根·斯但利投资银行定息债券部主管，现住纽约。已婚，有二女。喜欢游泳、打高尔夫球和弹钢琴。
“我出生在一个中国名门世家，但是因为我在美国生长，所以到将成人时才有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