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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制定者的工资并不高，但是作出的决定影响很大，只要决策正确，他们就受到人们的尊重和信任。决定一个人的价值的是他干的工作挑战性强不强，他的贡献有多大。
“当然钱不是不重要。记得经理学院一位教授曾要我们总是准备好足够六个月开支的生活费。这样不管发生什么，你都有回旋的余地，可以摆脱危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不必为了维持生计而忍气吞声，牺牲原则。钱给予你这种自由。
“除了钱和事业外，人还有精神的一面。经理学院给我们的负担太重，使我们没有时间考虑精神上的成长。其实，专业能力对人生关系并不大，钱和事业归根结蒂是幻影。生活方式对我很重要，我不爱大都市，喜欢大自然，愿在山水之间生活，生命的真谛不在于物质。我们做任何工作，都不应该忘记精神上的成长。”
爱德温·林奇来自弗吉尼亚州，家庭合伙经营房地产，是弗吉尼亚州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之一。他毕业于加州西方学院政治系。爱好钓鱼、打猎、旅行、曾远游苏联、欧洲与东非。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我到哈佛经理学院来，主要是因为当时家庭房地产事业办 得毫无生气，差不多在死胡同里徘徊。我家产业虽多，但没有好好地利用，老一辈的人不愿探索新机会，经营方式很被动，光在吃老本。我可以不动脑筋，坐享其成，但是我不适应那种环境，我觉得自己的能力和才干没有受到重视。父亲、叔叔、姑母等都六十多岁了，我是年龄最小的合伙人。老一辈的人坐井观天、墨守成规，还在用三十年以前的一套方法在经营。弗吉尼亚州华盛顿地区的房地产这一行业，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比任何行业都兴旺，所以要他们改变成见很难，即使你知道别人发家的资本没有你家多，但经营有方，运用现代管理方法，结果远远比你成功。我知道我家这一套不对头，我们似乎缺少了什么，但我不清楚究竟缺的是什么，自己也提不出新办法让老一辈信服，所以跑到哈佛来开开眼界。哈佛跟房地产关系不大，房地产行业的地区性很强。经理学院的课程主要与工业和金融有关，但是通过在哈佛的学习，我提高了估计特定市场潜力的能力，提高了对不同行业的理解力，从而对承租者的经济地位可以作出较为正确的判断，更重要的是，我扩大了眼界。这是我来哈佛的最重要的目的。
“没有到经理学院之前，我以为在哈佛遇到的，将是一批为了个人成功不顾一切的野心家，但事实完全不是这回事。这种人哈佛虽有，但属于极少数，绝不是主流。我交了许多朋友，从来没有在一间教室里遇到这么多比我聪明的人，你可以从班上九十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那里学到一些东西，而且是天天学，相互学。这是一种了不起的经历。
“我很喜欢实例法，因为我一向不习惯坐在下面光听别人讲课，我总是爱参加进去。哈佛最宝贵的财富是教授，我从来没有遇到水平始终是这么高的教授。哈佛迫使你上课发言，迫使你锻炼思维，不断改进发言技巧，通过每天的上课讨论，我们表达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强。这是我在经理学院的一大收获。
“另一方面，问题也有。哈佛经理学院标榜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管理学校，却自己没有管理好。校方采纳新主意很慢，例如微电脑课程直到一九八四年我们升入第二年时才开设。各系自立山头，不通气，会计系的教授与管理经济学的教授对怎么按现值计算现金流量这么一个基本的概念，各执一说，叫做学生的无所适从。
“经理学院曾改建一幢专供在职经理人员来校居住的宿舍楼，将原来两间房合用一间浴室改为一间房一个浴室，改装的费 用竟相当于我可以新建整个一幢楼的代价，简直荒唐。我绝对有把握，哈佛被承包这项工程的设计师、工程师和建筑公司狠狠敲了一笔竹杠。当事人用钱如此不在乎，根本出于学校大有钱。可是还要校友每年捐款，真令人啼笑皆非。
“在经理学院里，我大概比大多数人都生活得轻松，到学校以后，经营家庭企业的种种烦恼暂时置诸脑后。一方面我年龄大一些，来校时已经三十岁了，有妻子和一个女儿；另一方面我毕业后不用找工作。我独立惯了，不愿听别人使唤，我不想争名夺利。不想爬上什么大公司总裁的宝座。
“结婚的人到哈佛来有利有弊。作为丈夫和父亲，我责任很重，我经常感到时间安排不过来，经常发生的矛盾是，牺牲学习还是牺牲家庭生活？我不得不学会应付这种压力。可是有了一个家，我可以从学校的紧张生活中脱离出来，特别是第一年，住在学校里的同学没有一刻摆脱得了那种无情的压力，想轻松也做不到。我妻子给我很大的支持，从学校回家，晚饭已经准备好了，我可以向她发牢骚，她也可以向我诉苦。在哈佛的两年里，妻子和女儿交了不少朋友，因为我们没有找工作的压力，情形好一些，有好些结了婚的同学经济紧张时，事业心强，老是担心找不到一份好工作，因此精神负担很重。许多情况下，妻子不得不工作以资助大夫来哈佛念书，但是妻子自己也有事业心，也希望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两个人都追求事业，虽然满足了某种成就欲，但不是没有代价的，婚后关系因之紧张，甚至发生离婚。有子女的夫妇当然可以把子女送到日托托儿所，但是托儿所不可能代替母亲。
“经理学院在查尔斯河南岸，哈佛大学的其他院校在河的北岸，两处一桥之隔，但这座桥在某种意义上是世界上最长的桥。文人相轻，经理学院的同学似乎特别看不起肯尼迪政府学院和法学院的同学。有一种观点认为，那两个学校培养的是一群官僚和讼棍。我当初大学里读政治学，原来打算毕业后进法学院攻读律师业的，幸亏头脑清醒，决定不当律师，这个国家律师已经太多了。我并不是没有事业心，我希望在今后的事业中更富于创造性一些，为社会、为我住的社区多做一些工作。
“到哈佛来，是我给自己所作的最大的一件好事。”
凯思琳·罗伊来自纽约州，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纽约科尔盖特大学数学系，嗣后在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攻读运筹学，获硕士学位，来哈佛经理学院前在贝尔实验所担任技术员，是美国妇女与数学协会成员。爱好跑步、滑雪、航船、滑翔和室内网球运动。一九八五年级哈佛工商管理硕士。
“我从十二岁起，在念中学时就自己打工挣零钱，我送报，替别人照看婴儿，这些人家都有家庭企业。例如一家开杂货店，一家开饮料厂，还有一家是丰田汽车商。我对工商企业的兴趣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一向很独立，父母从不干涉我，看到别的孩子那么依靠父母来决定选择什么专业，我感到惊奇。
“到了大学里我也半工半读，我做过学生食堂的工人，电脑中心的服务员，也当过数学辅导老师。大学里三分之二的同学都希望当医生或律师，我也不例外。我选择了理论数学作为专业，因为发现它容易学而且挺有趣。大学毕业后我没有钱读研究生，也没有把握将来一定做得了医生或律师，于是就在一个教授的帮助下，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实验所找到一份工作。
“我在运筹研究部工作，里面六十个专家中只有四人不是博士，我是唯一只有学士学位的人。工作两年后，贝尔实验所送我到加州大学读运筹学，毕业后我又回到贝尔应用运筹学技术设计电脑模式。我们的社会不鼓励女子学数学，女生回避理工科跟从小受的家庭教育和社会影响有关，做父母的往往对男孩子的理工科功课抓得紧，对女孩子在这方面就松一些。针对这种倾向，我在贝尔实验所工作时，曾到中学里去演说，鼓励女生考虑数学作为自己的专业。许多女生完全排除数学，因而限制了择业的机会，虽然在工商业上成功不一定需要数学，但是懂得数学就多了一种选择自由。我感到有责任帮助女同学克服对数学的恐惧。同样，很多女生不爱好体育运动，我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出汗是不健康的’。直到读大学时，我才在同学的影响下参加体育运动，结果当上了女子足球队队长。
“要在贝尔实验所受重用，非得有博士学位不可，可是我对攻读博士不感兴趣，我的GMAIT 成绩极好，这加强了我上管理学校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