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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狼商道 (原创)-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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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妹比我小五岁,又是女孩子,但在大哥分家、姐姐们出嫁以后,分担父母的担子就落在了她的肩上。在相当一段时间“洪正举、洪菊英、洪桂兰”三张奖状总是一起带回家,全安小学的第一支笔蔡老师写我们几姊妹的奖状至少写了五年五次。七妹没有读完初中就辍学回家了,当了我这个哥哥的铺路石。

  试想,我不为这些亲人发愤图强,对得起谁呀?

  的确,我和历史上所有因落魄躬耕的文化人一样:手叉水,脚叉泥,披蓑戴笠,日晒雨淋,但“不坠青云之志”,时常苏东坡般“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白天地里流大汗,晚上挑灯读青史——常常沉浸在无尽的思索中。

  为什么单干;甚至做“包工”比做“点工”,农民多干活,地里多打粮,连我们小孩都知道,那么多领导,那么多专家却不明白呢?

  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的,面包师、理发匠等各行各业的人,工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方便他人和为社会做贡献,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但是,即使他们各自的目的是赚钱,最后的结果确是方便了他人,促进了社会进步。

  亚当斯密错了吗?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当这个为着自己的利益的行为对人类历史有推动作用时,这就是善、是功、是德!而当这种行为对历史发展有阻碍作用时,这就是恶、是过、是罪。

  马克思错了吗?

  为什么人人都想跳出“农门”;为什么城市只属于城里人,这个叫“二元”社会结构的东西是古已有之,还是某种理念、某个政策或者某些人促成的呢?

  胆大个体一夜“暴富”,价格双轨“倒爷”大发“横财”,企业“经营承包”部分厂长经理顺利实现财富转移。似乎满眼都是“原罪”,那么,“原罪”有功还是有罪呢?

  弘扬传统文化会阻碍西方先进思想吗,那么,长城是炸还是修呢?

  海南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能搞下去吗?如果搞下去,国家会不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呢?因为亚当斯密说过: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有制、契约化、责任自负啊?

  文化产业“允许无益无害”,这是内江市一位负责宣传的领导从深圳考察回来后告诉我的;那么,思想底线和道德底线又在那里呢?

  我们时代有最强音吗,如果有,是“红太阳”吗?因为1980年代末新版“红太阳”很流行,并且常常见到中央电视台“红太阳”专场演出、全场直播。

  为什么老百姓不记恨当年被捆手脚而感恩现在松绑呢,如果说松绑人是邓小平,那捆绑者又是谁呢?

  我们这个时代有领袖吗,如果有,是邓小平吗?但为什么会议室挂的伟人像只有“马恩列斯毛”?

  种了半年地,也沉下来思考了半年的问题。我很清楚,这些问题也许当时中国顶尖学者也无法回答,反正我当时可能接触到的区乡干部是麻麻咋咋的,放在一个小小山村,给谁诉说。

  我必须走出去。

  好在自学考试再考及格一科就拿文凭了,也算大专肄业吧。听说海南搞的是市场经济,私人请人不要城镇待业户口,有的甚至不要文凭。

  1988年6月9日,又是个半夜子时,年迈父亲把家里损吃俭用积攒的100元钱送到我的手里,母亲与往常我出远门一样,再三叮咛“气力干了是有的哈!”

  为咱爸妈,为咱家,为咱总也苦不完的农民兄弟,我要再闯海角天涯!

  可能有人认为:这人多低贱,人家“不为五斗米折腰”,他“愿为两斗米折腰”,似乎还很得意。

  是的,今天的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怎么值钱,何况我这类莫法评职称的“闲散科技人员”。就是跟不上市场,转不过观念,羞于谈钱的大学教授也不怎么值钱嘛。

  毫不讳言,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已经从自然经济文明迈向商品经济文明时代。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不思变革的观念向“变化中求发展”的多变观念转变。

  “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观念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开放经济与开放社会观念转变。

  “官本位”观念向“个人价值通过社会多元实现”的平等观念转变。

  “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观念向“效率优先,贡献优先,先进优先”的观念转变。

  “名正言顺”的人治观念向“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转变。

  “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观念向“对社会贡献大小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人的社会化”观念转变。

  “人身依附”观念向自我独立、自我意识、自我负责的“人的解放与发展”观念转变。

  总之,中华民族正由“生存模式”向“发展模式”大转变。

  从《周易》阐释的“简化”和“变化”,和马克思关于事物是变化发展的理论,都向我们昭示:我们必须做好“变”的文章。

  1980年代,尽管我的生存条件只有“两斗米”,但我依然在“变”中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找到了农村、农民,特别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长期享受不平等待遇的症结——“二元社会”。

  美国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通过对印度、埃及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后于1954年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我国建国后通过一系列分割城乡、歧视农民的制度安排而人为构建的城乡隔离的社会结构。在一个主权统一的国家内,人为地把全体公民区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形成农民和市民社会地位完全不同的制度体系,这在当今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控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

  建国后,国家出台了以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主要目标的户籍制度,这种举世罕见的城乡隔离制度给农民生存状况及精神状况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直到今天,城里骂人喜欢骂“你龟儿农民!”,表现出极端的丑化和蔑视。

  咱们进城务工农民,即便做到我这样的有机会见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也只能叫“农民工”,也只能“愿为两斗米折腰”——实际上只要老子有饭吃,那个龟儿才愿为你那低人一等的“两斗米”折腰。此等现象与著名作家周克芹非得拿到“矛盾文学奖”才能“农转非”别无二致。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遏制了城市化进程。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剥夺了咱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

  建国后长期“伤农补工”,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大量吸取农民创造的巨额财富来满足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所需的原始积累。据统计,从1953年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粮食统购,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8000亿元。就连我们生产队的红苕都晒干交公粮了——荒唐之极!

  还有总也养不肥的各式各样“半截鞋”无休无止的搜刮。用与我同僚的地方干部的说法:“干竹竿都给老子把油熬出来”——超生个娃娃祖辈的钱都可能变为“民兵费”,打盘麻将“分分钱都给你搜出来”——那些龟儿子的干得出来——那个教的就不知道了——跟这些人同流合污不如当农民工。

  二元社会结构人为地限制了宪法赋予农民的基本权利。有权利吗?做“鸡生意”都要抓。197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在门口看到对面山坳下来了几个穿白色衣服的人,听说是来抓做鸡生意的,我吓得打抖。

  农民问题的本质在于农民在二元社会结构中基本权利的缺失。这种权利的缺失使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更加弱势化。比如,现行的户籍制定限制和剥夺了农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权;收容遣送制度剥夺了农民的人身自由权;就业制度使农民既不能在党政机关求职,也不能在国有企业工作,大量在非国有企业谋职的进城农民却连工人的身份都没有得到,更不用说基本的劳动保障权利;社会保障制度则明显属于少数城市市民的特权制度。这一系列二元性的城乡有别的政策制度安排,人为地限制了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的宪法权利,这种人为造成的城乡不平等现象在当今世界是十分罕见的——这一系列的政治政策经济导向培养的是数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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