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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有一天我随他一起去请四川省委统战部部长张廷瀚修改上报材料，工作做完后，已经非常疲惫的总裁准备直接开车回家，于是叫他夫人李巍给点钱让我“打的”回去。
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我作为他身边曾经的宣传负责人及专职写手，在他身上感受了太多的辛劳与荣光。
在刘总裁身边听不到一句脏话、见不到一次懈怠，只有亢奋、坚忍、忙碌、快捷、睿智、谦逊、善良、孝道等，这些中国人引为自豪的传统美德。
一次，我根据锦官新城广告计划在新希望集团总部广场制作大型立柱式广告，刘总裁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拿出一本便签，一支铅笔，听我汇报。从内容到形式到规格到风格都商量好了，刘还要我把概算给他回报一下。我看他用铅笔在便签上潦草的记着角钢、铁皮、喷绘、线材、灯具，速度快得我近在咫尺也看不清楚——十几分钟后，刘总裁又亲自处理了一件他认为有必要关心的工作。
“雷厉风行，身体力行，超负荷工作”是刘永好相当一段时期的工作状态。
一句话，我们当着背着都说“总裁好！”。
在希望集团工作大约一年的时候，妻子经不住金阳县对我的闲言，谎称孩子生病要我速回。
回去后，书记、县长及政府办公室的哥们力劝我不要再出去打工了，回到县长秘书岗位好好干，机会很多。
毕竟领导有恩在先，我勉强留了下来。
通过“打工事件”，估计县领导已经知道我有情绪，因此分管副县长马海瓦尔安排我代表他参加凉山州“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四大体制改革培训会”，常务副县长董仁榜安排我代表他协调“金阳县商业企业改革”，新上任的县长苦曲体到那里都把我带在身边，特别是随他攀岩行走50多里考察“寻着岩羊足迹”而建的官地埝，得到苦县长彻底认同“不仅仅是秀才，也很能吃苦”。后来，苦县长几乎一有空就到我办公室与我对坐，谈谈工作，吹吹“牛”。连党员都不是，他就敢于把县人民政府、县政府党组的公章交给我管理。
老实说，凭我的年龄、阅历、知识体系，闭上眼睛就可用把一个县政治经济文化，几乎所有的工作说得清清楚楚。按同僚的说法“升职提干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大约过了三个月，我收到希望集团人事部以刘永好总裁的名义并签有刘永好大名的书信，对我在希望集团宣传部工作的成绩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对我追求平等竞争的行为给予了热情的鼓励，非常正式的邀请我回希望集团工作，并就未来前途，包括工作保障等问题给予坚决承诺。
我追“希望”与一般的打工仔完全不一样，我不是为了一份工作，也不是为了单纯的个人前途，而是我的政治理想和人生追求。因此，此信一阅，心就立刻飞到了成都。当时就算“分分钟”就提拔当局长也留不住我那颗报效“希望”，报效市场经济的决心。
我告别一岁多的女儿，年近70岁的父母，不顾妻子、领导、好友的哀求与规劝，义无反顾，星夜离开金阳直奔千里之外的成都。
到希望集团后，永行、永好兄弟商量我的安置问题，永行董事长不同意我享受中层干部待遇，刘总裁无赖便利用中午与职工一起吃饭的机会，对我说：“你如果辞了公职，政府不给你保障了，我给你保障，你不相信，我当着这么多人表态！”
此时的刘总裁已经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可谓一言九鼎，我有什么理由提起包包往回走。干！
后来，我给我那些朋友讲起，大家都说我“瓜”，说我“迂”。
他们说：党政领导不提拔你是因为时机不到，棋子摆不过来，提你一个，提十个又怎样，“官”不能留到自己家里用，迟早都会分发出去，你轮子都排拢了，都是“分分钟”的事了，急什么呢？你看现在那个秘书没有当书记县长。
大概又过了一年，永行、永好兄弟分片治理，我因为是冲着刘永好到“希望”的，自然选择留在刘永好这边。
实际上到这个时候我仍然没能享受中层干部待遇，按希望集团的福利标准“没有资格买社保”，而金阳县人民政府早已发文把我退回内江农村生产劳动，户口退回农村原籍。
一边是花十年苦学获得的“铁饭碗”彻底打破，做“官”的少年梦想彻底打破；一边是捧着一盆火，忘我拼搏几年一无所获。
而此时我为希望集团及刘永好对外发表新闻性稿件已达300篇次，几乎没有花刘家一分钱就让希望集团和刘永好声名远播。
欣喜的是我对政治理想的追求是非常成功的。
总之，一个企业家能做到刘永好的程度的确非常了不起，他的的确确扛起了中国民营经济这面大旗，的的确确为我们这一代热切盼望市场经济的知识分子圆了一个孜孜以求的美梦。
当然，像刘永好这样的人，盛名之下，压力也大。比如政府想动员民营企业到老少边穷地区投资，他要邀请你刘永好带头，并且还要搞一个叫“光彩事业”的东西；政府希望企业多到农村发展，又觉得还是你刘某人出面“号召力”更强，所以又倡导“建设新农村”。当新农村建设普遍反映“说得多干得少”时，刘永好又在谋求更加庞大的“农牧产业链条”。
刘家几兄弟中刘永行也是个人物，人长得很英俊，喜欢笑，笑起来有知识分子那种单纯和坦诚，用我的说法就是“脸上有‘厚道’两个字”。
1995年5月我就是冲着他那脸“厚道”，随刘永行到上海的。
到上海后，有幸碰到个王长清。王老头当年57岁，是和刘家老父亲一起工作过的新津人。当时刘家兄弟对他很信任，委派他担任华东地区特派员兼上海希望饲料公司总经理。作为助理，我整天和他形影不离，包括每天晚上2…3个小时的“闲条”。
老实说，在王老头身上我学了不少东西，其实用价值甚至超过在四川省储备局局长陈禄明身上学的东西。
与刘永行单独交道很少，好在他是位非常平易的人。几乎每天中午都拿个瓷碗打一份豆腐、半份肉，坐在我们宣传部，一边吃饭一边“吹牛”。他喜欢听我侃“段子”，对我100零几斤的单薄身体吃半斤饭两份菜总是很诧异，觉得这洪正举东西吃到那里去了。按他研究畜禽营养学的说法：“我们这种伙食够了，再多就是浪费”。
实际上，在吃的问题上，刘家几兄弟高度一致：节俭、科学、健康——的确做得很好！想起几年前人家请领导吃饭不请我们这些秘书还不平衡，现在看来：少吃的确易于健康。
刘永行也有大气的一面。记得我们一起到上海“衡山宾馆”见当时的上海市副市长孟建柱，希望政府支持发展养殖业。
孟副市长问他准备怎么搞，他一开口就是“搞30…50万头的养猪场”。
在与孟副市长的交谈中“平和、儒雅、大气”形象展现无遗。
我们回到嘉定宾馆，他让我陪他住，一起“吹一吹”。
在我们这些职业“军师”眼里，你就是总理也是“我教你”怎么做，要不，我怎么挣你的咨询费，所以，那天晚上我们一起探讨了很多企业运筹的精妙。其中有个“龙门阵”对希望集团主要管理人员是个难得的“德政”。
希望集团的中高层多为30多一点的年轻人，我进希望的时候31岁，一般刚结婚不久。我给永行董事长谈到兄弟们一年给老婆见一次面，想家想孩子，有的管理人员私下把老婆弄到公司上班，一是坏了公司规矩，二是影响别的员工，可否开前门，像军队一样，什么级别可以带家属，为减少影响，可禁止家属在一个公司上班，补助生活费。
永行董事长可能听进去了。不久，我的家属和公司部门正职的家属都陆续解决了住房和生活补助的问题，就连家用电器、床上用品、锅碗瓢盆都是公司提供。着实让我们享受了一次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才有的待遇。起码，让公司骨干结束了“牛郎织女”生活。对当时，甚至今天的私营企业来说，可以说是非常人性化了。当然要是中国几个亿的农民工都能享受刘永行的阳光雨露——告别“牛郎织女”生活就好了。
后来刘永行搞得怎么样不是很清楚，但他涉足金融、铝业媒体都作了报道，很大气。
尽管企业家们所有的投资行为首先是为了获得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