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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做了一些努力来“缩小三大差别”，例如：要求干部参加劳动，1965年取消军衔制，高级干部降低工资等，文革初期毛又大力支持“群众的首创精神”，但从以后的大量事实看，毛的反官僚主义，支持群众“大民主”的思想和行为又是充满矛盾的。
1，文革初期，毛支持群众造反，但没过两年，就在群众中“清理阶级队伍”，大抓“五一六”；对文革中的“异端思潮”绝不容忍，“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红卫兵的“捉鬼战歌”：“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文革中的社论语言：“谁敢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就集中反映了那个年代社会意识的强制性质。2，毛要建立新文化，培养无产阶级新人，鼓励“五不怕”，但文革的“破四旧”，“建立新文化”却是以禁绝中外一切文化的“反智”和暴力破坏的形式出现的。用国家的力量推行“革命样板戏”，实际上是“假大空”泛滥，文坛一片肃杀，“文艺革命”的后面其实是文化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毛喜爱传统戏曲，有关部门在文革时期秘密组织著名演员为毛排演“折子戏”，再予以录像，送北京给毛欣赏。江青也利用特权欣赏“封资修”。文革期间，全国城市职工，包括干部，都没有调整工资，只有江青例外，从9级调到6级，月工资342。70元。3，为了标明和“刘少奇路线”的区别，毛大力支持“新生事物”，例如：批判工厂管理中的“管、卡、压”，“下放科室人员”，大办“七二一工人大学”，主张“工农兵上大学，管大学”，这些都反映了毛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的追求。工农兵上大学是好事，但在这个好事的背后是对其它群体关起了大学之门，又造成新的不平等。文革后期，毛甚至对一些人利用干部资源“走后门”读大学表示理解和支持，毛的那句名言：从前门进来的不一定是好人，从后门进来不一定是坏人，从字面上解释，这句话并不错，却使早已习惯于毛氏“二分法”的许多群众大惑不解。在文革中农村教育和合作医疗都有一定发展，对农民有所帮助，这些应予肯定，但是农村中小学的发展和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出现没有对城乡二元结构有任何触及，更没有解决农村的核心问题：农民的温饱和生活长期贫困的问题。
曾经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万里说：“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28万多个生产队，只有10％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约占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
田纪云回忆到：我本人1965年在贵州也曾率团到农村搞“四清”，亲历“人民公社化”的所谓“优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以生产队（自然村）为单位，集体吃饭，打钟上工，敲锣下工。一年四季，何时下种，种什么，何时收割，怎样收割，一切听从公社指挥。那个时候，农民要想务工经商，会被当成不务正业，搞点家庭副业还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是不行的。哪块地种什么都要按上边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规定的很细。种的不对，就要拔掉。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简直成了公社的“奴隶”，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更没有产品的支配权，也就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劳动时社员们像一把扇面，一字排开，一小时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时，实际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说空话。结果是，公共食堂办了不到一个月就垮了，连稀饭也喝不上了。中国农民被折腾得够惨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消灭农村市场因素，确立城乡二元体制是毛及中央强力推动的，这和五十年代国家强力推行工业化有关，农民长期贫困则是和公社体制相联系的，这种体制又被毛理解为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坚决维护。文革中的“制度创新”反映了他对创建一种新制度的理想，但这些又都是围绕毛的政治目标来布局的。毛在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间的思想和实践表明，他是激进的左翼，是运用一切方法，包括传统的思想资源和方式来实现其理想和意志的左翼，同时他又有着“左翼的限度”，毛不时会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从他的左翼的高度后退，说到底这是因为毛有着互相矛盾的两面：他既是他所创造的体制的最大的造反者，又是这个体制的最大的维护者，他的内在的紧张性就在这里。
无可置疑，毛发动文革，是要用他的思想改变中国，他也要拿回他感到已旁落的大权。“大权旁落”是毛自己这样说的，现在流行一种分析模式，好像一论及毛的这个层面，就是不“深刻”，不“学术”，其实这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毛是何等人物，他哪是一个单纯思想人物？他是世界最多人口的国家的最高领导者，所以我说毛不仅是大思想家，他还是大政治家，他有两个基本的层面：思想的层面和政治操作的层面。
毛觉得因他退据二线，中国和党内出了大问题了，他说，他是有意“大权旁落的”，却没料到，刘等是不堪信任的。1964年12月，刘和毛就“四清”问题发生争论，刘又在毛讲话时打断他的话头，虽然事后刘向毛作了自我批评，但此事在毛眼里，非同小可，联系到几年来刘的一些思想主张，特别是1964年下半年刘搞“四清”的一些作法，毛判定刘有“取而代之”之意图。刘向毛检讨，说对毛尊重不够，但在毛看来，这不是什么“尊重”和“不尊重”的问题。用毛的话说，在原则问题上，他是不会作出任何让步的。毛将几年来这些分散的现象加以综合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的话在中国已不管用了，刘少奇等要把自己变成“牌坊”。
1964年12月26日，毛71岁生日这一天，他难得的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设下宴席，请中央领导和一些劳模出席，事先他就准备在这个宴会上给刘少奇等一个突然袭击。据当年在毛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的回忆，那天毛的女儿希望参加生日宴会，但是遭到主席的拒绝。毛对其女儿说，“你今天不能去，爸爸我要骂娘”。果然在宴会上，毛严厉斥责中央领导同志，使他们如坐针毡。1964年末，毛又当着其他领导人的面，训斥刘少奇：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现在毛要“反潮流”，要象孙悟空那样，搅它个“周天寒彻”。
毛以后说，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就看出问题了，但是看出问题和要解决问题还不是一回事，这就是看他有没有解决问题的现实的能力。此时毛要解决刘少奇问题的条件并不成熟，简言之，毛在形式上已退据二线，刘处在一线，而且刘的这个地位，也是毛一手促成的，从1945年中共七大，刘就是第二把手，二十年来全党也接受和习惯了刘的这个角色，刘好像干得还不错，威望越来越高，刘对全党的领导也基本形成了，中央的同志看起来也很团结，面对这个局面，毛只能采取迂回的办法。
毛虽面临困难，但他毕竟是全党的伟大领袖，他掌握的各种有形和无形的资源是巨大的，首先毛拥有领袖的巨大的威望。虽然因大跃进的失败，毛在党的高级干部心目中的威望已受到严重损害，但是党有严格的纪律，对毛的不满言论绝不会在党的会议上提出和交流；刘少奇等为了维护毛和党的团结，绝不允许在党内非议毛；在困难时期的老百姓中，虽然也出现了对毛的议论，但除个别以外，都被视为是“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行为被迅速严厉地镇压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