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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渭清的这番回答，引致刘少奇的强烈不满。第二天在刘少奇离开前夕，「脾气」终于爆发。刘少奇明确告诉江渭清，他的意见「是不对的」，江渭清则坚持原来的看法，两人发生顶撞。返京后，刘少奇主持召开修改《后十条》小型座谈会，在会上抓住江苏省涟水县高沟公社社队干部打击报复社教积极份子的事件，强调要对「高沟事件」作「现行反革命处理」。而在会议之前的7 月29日，平日较为谨慎、因「桃园经验」一时跃入政治舞台中心的王光美，竟直接打电话给江渭清，传达刘少奇对「高沟事件」的定性：这是一起「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现行反革命事件」。揭发「高沟事件」本是江苏省委在北京压力下为顺应「大抓阶级斗争」的形势而加工提高的产物，现在刘少奇抓住这个事件，就是为了证明他对基层政权已烂掉的看法的正确性，并且要以此「事件」为起点，继续挖出上面的「根子」。
刘少奇射向江渭清的另一支箭，是抓住江苏省委办公厅7 月28日发出的一个通知，这个通知提到「要学习江渭清同志的讲话」，善始善终抓好社教运动。刘少奇当面质问江渭清：「为甚幺不学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要学江渭清的？」刘少奇这一招确实击中了「要害」，既然江渭清可以抬出毛泽东为自己辩护，刘少奇就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于刘少奇的这番追问，江渭清极为紧张，他立即向刘少奇作了解释。这一次，即连一向对刘少奇阳奉阴违的柯庆施也发了慌。一旦刘少奇又以「护法大师」的面目出现，柯庆施则不得不退避三舍，他一连打三个电话逼江渭清非作检讨不可。
此时的刘少奇已走出1962年下半年的低谷，正走向新的权力高峰。江渭清返宁后迅速布置传达刘少奇的指示，并且亲自下乡蹲点。到9 月8 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汇报全省运动进展情况，并且特别报告了根据刘的指示，正在研究处理「高沟事件」，又一次就江苏省委办公厅7 月28日发出的通知，作出检讨。
刘少奇接到江渭清信后，于9 月23日覆信给江＇9＇。刘少奇在这封信中首先针对江渭清信中所写的「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必须学习中央、毛主席及中央其它领导同志的指示，否则，将犯更大的错误」的一段话，表示这些话「不完全正确」。刘少奇提出「应向一切有真理的人学习」，他并举例应学习由中央批转的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大庆油田经验和「桃园经验」。刘少奇解释他之所以反对学习江渭清那篇讲话，是因为江渭清的讲话「空话连篇，基本上是一篇教条主义的讲话」。＇10＇
在江渭清的回忆中省略了当年刘少奇信中有关对他的「教条主义」的批评，其实，这正是刘少奇信的要旨所在，也是导致毛泽东疑忌刘少奇的重要因素之一。刘少奇在信中说，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因此，刘少奇认为江渭清的那篇讲话「不值得学习」。
1964年刘少奇将全副精力放在社教运动上，他试图在毛泽东的框架内放入某种含有他个人色彩的内容，「桃园经验」的产生即是他这种「新思维」的果实。但是，地方领导人各有其复杂背景，即使在1962年后党内日趋恶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各地方领导人仍存有管道联系，以应对北京层出不穷的政策变化。在毛泽东的巨大光环中，任何与毛的话语稍有差异的言辞都能被地方领导人立即识辨出来，作为为自己辩解的理由。这就是为甚幺刘少奇在山东、安徽和江苏都「发了脾气」。为了与影响正日益上升的林彪相抗衡，刘少奇作出最后一搏。他试图以江渭清做鞭子，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降温。1964年10月20日，刘少奇在文革前最后一个强势动作出台，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讨论刘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一封信的指示》＇11＇，刘少奇还派出他的老部下，时任国家物价委员会主任的薛暮桥等来江苏检查和指导四清运动。薛暮桥等曾写信批评江渭清和江苏省委的检查没有「把认真讨论少奇同志答江渭清同志的信同反右倾结合起来」，没有「抓住省委在指导运动中的一些突出的错误事件进行分析和解剖」（薛暮桥近年出版的回忆录对此段史实只字不提）。据惠浴宇回忆，这个由北京派出的「来头很大的工作组」在淮阴搞「四清」，执意要把「一个县委和该县所属几十个公社领导」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惠浴宇在这里指的就是涟水县委。该县委的直接上级淮阴地委书记孙振华向省委陈情，要求保护这批干部，得到省委的支持，但孙振华却因此「搞坏了」与北京「某些领导人的关系」＇12＇，不久便被调往安徽巢湖地委工作。此时若非形势忽然发生转折，针对江渭清的动作可能还会继续下去。
四
1964年12月，北京形势丕变，毛泽东出尔反尔，一改原先支持刘少奇的态度，转而和刘少奇发生对立。自196 3 年秋王光美蹲点桃园，刘少奇全力主持四清运动近一年时间里，毛对刘少奇指导四清运动的一系列做法均表示支持。毛泽东之所以支持刘少奇，乃是刘少奇的左调均来源于毛本人，刘少奇的若干「新语言」，也是在毛的左调基础上的发挥。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刘少奇的工作显得心满意足。
事实正是如此，刘少奇的言论皆有源可稽：1964年初，王光美向毛汇报桃园大队的一些干部多吃多占，毛泽东说，根子在上面＇13＇。「扎根串联」一说，最早版本也属于毛泽东。早在1961年1月，毛就提到要派大批干部下乡，深入「扎根串联」＇14＇。1963年5月，毛泽东又再次强调「要采取扎根串联，依靠贫下中农这一套办法」＇15＇。1964年6月，毛泽东提出全国1/3 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1964年8月底，毛同意向全党转发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毛泽东还称赞过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1964年9 月25日、10月18日，毛泽东两次对刘少奇给江渭清的信写下批语。毛在批语中给刘少奇写道：「看了你这封信，觉得实在好」，「存在着的问题，正是要照你写的那样去解决」。毛泽东并对刘少奇的信作了亲笔修改，添了一些如何正确认识客观真理等具有毛氏特色的领袖型哲学训示，并指出如不这么做，「则官越大，真理越少。大官如此，小官也是如此」＇16＇。（《江渭清回忆录》完全回避毛曾参与刘少奇信一事。）
毛泽东为什么忽然转变对刘少奇的态度？结合1964年下半年刘少奇的一系列举措，即可发现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乃是事出有因、有迹可循的。刘少奇不经意中已在好几个问题上招引毛的忌恨：（1）蹲点问题。刘少奇在1964年夏四处游说，其间还曾返回北京，于8月1日向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讲过一次。刘少奇宣称，若不蹲点，则无资格做中央委员、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在这段期间，刘还反复强调，不参加四清，就没有领导四清的发言权。刘少奇的这些话本无影射毛泽东之意，但是在极度敏感的毛那里，刘少奇的这番话用意险恶，有逼宫之意。在中共上层人人皆知，1961年刘少奇曾在湖南宁乡老家蹲点44天，而毛从未蹲过点。（2）「调查会过时论」。刘少奇宣扬，深入了解基层的不二法门是「扎根串联」，开调查会已不能接触农村真实情况，因为基层干部大多有问题。开调查会为毛泽东发明所创，如今刘少奇予以否定，被认为有贬毛之意。（3）批江渭清的教条主义问题。刘少奇批评江渭清将毛泽东著作当作教条，矛头直指对毛的个人崇拜潮流，明打江渭清，实攻毛和林彪。（4）「大捧王光美」。刘少奇亲自出马，让王光美在全党登台亮相，使毛泽东感到刘少奇夫妇的行动对他的权威已构成威胁。毛对「桃园经验」的态度全凭他对刘少奇好恶的增减而转移。1964年春夏，当几个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讨论四清问题时，有领导人提到王光美搞四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