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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了为周恩来治丧的问题，商定了请示报告、讣告、治丧委员会名单等问题。
邓小平心情十分沉重，不很长的报告却写得很吃力。对邓小平写来的报告，毛泽东表示同意。
周恩来病逝的消息公布以后，举国哀悼，世界痛惜。兄弟党和不少国家要求派代表团或代表赶来北京参加丧礼，有的领导人已准备当晚乘专机前来。为此，中央政治局进行讨论，决定由周恩来治丧委员会发布一个正式公告，并决定由邓小平等立即约见准备前来的国家的驻华大使，说明这一情况，请他们国家的代表团不要来京，等毛泽东批准公告后，再由外交部正式通知各国驻华使馆。1月9日下午，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说明上述情况，并将治丧委员会的正式公告送审。
1月12日，由邓小平宣读的追悼周恩来大会的悼词起草出来了，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审定，打好清样，送给毛泽东，请其审阅批示。毛泽东圈阅表示同意。
但是，“四人帮”阻挠邓小平为周恩来致悼词，在叶剑英的支持下，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为周恩来致悼词，党和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五千多人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追悼大会。当人们从电视荧光屏和无线电广播中看到和听到邓小平及他的声音时，为他担忧的心情减轻了不少。然而，这也是他第二次被迫离开政坛前在中国电视屏幕上的最后一次露面。
周恩来逝世后，“四人帮”更变本加厉地诬陷、迫害邓小平。他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攻击邓小平，并指使上海、辽宁等地大肆煽动“反击右倾翻案风”。与此同时，中央又积极筹备召开所谓“批邓打招呼会”。王洪文还准备在会上作长篇报告。报告中恶毒地说：“邓小平是还乡团长，叶剑英等人是还乡团的分队长……”姚文元在审发的新华社内参稿件中，公然点名攻击叶剑英。
不久，经过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确定由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1976年第一号文件，通知全党。同时停止了邓小平担负的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改为“专管外事”。此后，中央又连续召开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即“批邓打招呼会”。几天后，“四人帮”又提出邓小平、叶剑英在1975年7月军委扩大会议上的两个讲话有错误，“建议停止学习和贯彻执行”。
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3）
“欲悲闹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雄杰，扬眉剑出鞘。”“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包括首都广大人民群众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至4月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爆发了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判邓小平的群众运动。“四人帮”却极力压制群众的革命活动。
4月5日，人民长期蕴藏的怒火如岩浆一样迸发了！没有任何人组织、动员，上百万的群众从四面八方自动地汇集到天安门广场，沉痛地悼念周恩来，愤怒声讨祸国殃民的“四人帮”。
对此，“四人帮”一伙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江青诬蔑说：“到天安门广场闹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邓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最大的“风源”，“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生资产阶级和地富反坏右的利益和要求”，天安门上的那些人“为邓小平歌功颂德，妄图推出邓小平当匈牙利反革命事件的头子纳吉”，提出要打倒“天安门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总代表”、“黑后台”邓小平。不仅如此，“四人帮”还下令残酷地镇压了这场伟大的群众运动。
然而，令广大人民群众大惑不解的是，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却作出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更有甚者，“四人帮”大喊大叫坚持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只是由于毛泽东没有同意才作罢。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上述的决议是根据错误判断而作出的错误的决议。
1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伟大的胜利》的社论，错误地提出：“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前，他伙同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刘少奇一起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旦掌握了一部分权力，便旧病复发，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些显然都是不辨是非的不实之词。
邓小平被“打倒了”。这是他的第三次“沉落”。但是，广大人民群众更加关切着蒙受不白之冤的邓小平。民心所向，众声呼唤：邓小平，你在哪里？
有人曾著书说：4月5日清明节这天，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反驳张春桥的造谣中伤；还有人说邓小平来到天安门广场表示赞同天安门广场广大群众的行动。这里，至少第二种说法不确实，因为在当时那种复杂、紧张的局势下，邓小平怎么能轻易地来到广场呢？
他在后来会见外宾时曾提到，从最后一次被打倒到重新上台，他一直呆在北京，当然，住处是换了几处。首先是在距离天安门广场很近的地方，在此，他被监管了2个多月。后来的地方还有家中、有301医院、西山等。1997年6月2日，邓小平的女儿邓榕曾在一封信中，确证了这时邓小平活动情况的史实，她说：关于小平同志“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谓曾到广州为许世友保护一事，纯系误传。自1976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被第三次打倒至1977年复出工作期间，不论处于被软禁的状况或复出前的准备阶段，小平同志均在北京，从未去过外地。因此上述文章中所谓的1976年下半年邓小平到广州，受到许世友保护，在广州的菜市场与群众见面等等，均系原作者之杜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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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1）
两个“凡是”不对！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是###是革命行动。
——1977年4月7日邓小平对中央负责的人谈话
坦率地说，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这是我一种交心的话。
——1977年7月邓小平的谈话
我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九个月，即一九七七年七月才出来工作的，到那时我才能参加中央的会议。
——1982年9月18日邓小平同金日成的谈话
毛泽东主席于1976年9月9日0时10分在北京逝世！
被监管的邓小平虽然对毛泽东的严重病情心中有数，但是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毕竟使他感到震惊。他阅读着报纸上登载的讣告，端详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通栏标题下毛泽东在各个革命时期的照片，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尽管人们没有在吊唁活动中看到他的身影，半年多以后，邓小平回忆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
邓小平吸着烟，久久地思索着，实际上，他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至江西时，一直思索着。粉碎“四人帮”前后，他已得出这样的认识：“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从报纸上看到毛泽东的遗容，心里是多么想亲眼看看啊！他感到，无论怎么说，毛泽东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泽东，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他最伟大的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了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邓小平在悲痛之际，已经把目光放得相当远了。无论从“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工具宣传内容上，还是从毛泽东逝世前后刊登在报刊上的一些照片上看，“四人帮”已经在磨刀霍霍了。
邓小平被错误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以后，组织上派长期在中南海服务的一位干部去邓家工作。
邓小平仍旧像在江西蒙难时那样散步、思索。据当时身边的一位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