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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1）
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
建国以后，成功的地方我都高兴，有些失误，我也有责任，因为我不是下级干部，而是领导干部，从一九五六年起我就当总书记。那时候我们中国挂七个人的像，我算是一个。
—— 1984年3月25日邓小平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1952年7月，邓小平和家人离开了重庆市，前往北京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同时还兼任西南局、中央组织部、国防委员会等许多部门的职务。
从事经济领导工作，邓小平在太行山时就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无疑这会给毛泽东等留下深刻印象。他一到财政部，就了解党中央、毛泽东对国家财政工作的指示，最后确定以毛泽东讲过的收入要打足，支出要打紧，留有余地这三句话编制1954年财政预算，强调就按这个方针办。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少数领导干部居功自傲，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高岗、饶漱石表现得更为明显，在个人权欲驱使下，他们走得越来越远，最后竟走到破坏党的团结、分裂党的地步。在这次建国以来的首例严重党内斗争中，邓小平做出了重大贡献。
据他后来的回忆讲：“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主席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作为重要的当事人，邓小平的上述回忆很有说服力。后来，在如何看待“高、饶事件”的问题上，邓小平又客观地说：“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要肯定。”“不揭露，不处理是不行的。”
为了揭露和挽救高、饶，周恩来主持高岗问题讨论会，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后者的会共开了7次，前4次侧重对证饶犯错误的事实，第7次是饶自我批评，会议由邓、陈作了总结发言。随后，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向党中央作了关于饶漱石问题的报告。“高饶事件”使中共在取得全国胜利之后对团结问题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1954年2月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形成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后来，邓小平又代表党中央向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现在看，处理得也是正确的。但是，高岗究竟拿出了一条什么路线？我看，确实没有什么路线，所以，究竟叫不叫路线斗争，也难说。”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而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向共产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邓小平多次说：“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后来，邓小平也坦言：“错误在于扩大化”，对于反对右派斗争中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
对于1959年庐山会议开展的那场所谓反对彭德怀等人“反党集团”的党内斗争，邓小平当时就不同寻常地讲了一些话。会议前，他因为腿骨折，和陈云一样请了假，没有上山参加会议。会后，宋任穷等到医院去看望他。脚还吊在杠子上治疗的邓小平听了会议情况简要介绍，沉思一会儿说：“彭德怀同志不论有什么错误，但是，他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特别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都有很大功劳。”
从1956年起我就当总书记（2）
时隔近20年，邓小平在1978年11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上，通过听取各讨论组召集人汇报和印发的会议简报，了解了与会代表们的反映。他在三天时间里，先后三次讲到“彭德怀大概和我差不多，四六开”。12月，中共中央决定为彭德怀等平反，并召开追悼大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了悼词。后来，他还讲：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现场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是邓小平生涯的一个重要时刻。此前，他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还提出设立中共中央总书记，并推荐邓小平担任此职。在随后举行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的重要成员，这一年他52岁。总书记的职务他一当就是10年，后来他说：“自己一生中最忙的就是这10年。”
许多老同志对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中、苏两党那场论战还记忆犹新，邓小平后来也说：在中、苏两党的激烈争论中，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的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的确，作为中、苏两党间谈判、论战的中方主帅之一，邓小平曾数次率团出访苏联，仅1960年他就去了三次。
1963年，中、苏两党间的关系彻底破裂，邓小平率领代表团回到北京，受到的欢迎是非常隆重的：毛泽东和所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都到机场迎接。
1989年，邓小平对来华访问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说：“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态度如此坦诚。
他非常诚恳地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尽管这样，他还说：“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在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帮我们搞了一个工业基础。”
邓小平以他一贯的求实精神和坦诚态度提出：“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这次中、苏高级领导人会谈，标志着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
长期以来，流传着邓小平有一种“猫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们开列的邓小平“十大罪状”的第二条中，就说他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这个口号。
实际上，最先用“猫论”来阐述一个思想观点的是刘伯承，他在战争年代常说：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教育各级指挥员要因地制宜，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来消灭敌人。
1962年1月召开扩大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全党都十分关注怎样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一些地方的农民和基层干部纷纷要求包产到户。邓小平于7月2日在中央讨论农业问题，7月7日接见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全体同志时都讲到“猫论”。他说：“生产关系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接着他讲“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有针对性地说明了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党的政策。尽管讲后邓小平交待过他的话不要再传达了，但是这句体现他的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格言还是传播开来。而且一传，把黄猫说成白猫了。
对60年代邓小平用“猫论”表达这种思想观点，1976年2月毛泽东在“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中错误地批评邓小平时也提到了：“他这个人是不讲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