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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国共双方共同签订的《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就增兵80万，分四路进攻华北。首要目标是抢占平津、进军东北。马法五、高树勋等所部共万余人，是四路中的主力。
10月16日，刘、邓下达了组织平汉（邯郸）战役作战的基本命令，决定集中3个纵队和太行军区等部队共6万人，并动员10万以上民兵参战，围歼马法五、高树勋等部。24日，我各参战兵团按作战预案已大部赶到预定地区，形成了对敌包围的态势，随后，及时调整部署待机总攻。对刘、邓这一部署，毛泽东复电认为“部署甚当”。28日，后续部队全部到达，总攻时机已成熟。
在准备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的同时，政治方面争取高树勋的特殊战斗，也在秘密战场上悄然进行着。高树勋当时担任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1942年至1944年期间，高树勋就同我们党有联系，关系比较久。1945年9月，当高树勋率部开赴平汉路前，刘伯承和邓小平就布置4个月前派到高部任冀察战区总部参议的中共地下党员王定南，抓紧做好争取高树勋的工作。为此，刘伯承还亲笔写信给高树勋。
当高树勋部北上国民党军沿平汉路开进后，即派人与刘伯承、邓小平取得联系，表示了不愿打内战的意向。刘、邓抓住这一时机，设法召见王定南。邓小平告诉王：情况变化很快，高树勋新八军和河北民军已离开新乡，到达磁县马头镇。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拦阻国民党这3个军北进，这是我们当前严重的战略任务。刘伯承接着也讲了话。随后，邓小平明确向王定南交代任务：你现在就回去对高树勋将军讲，根据目前形势需要，他要就地起义，配合我们完成阻止国民党北上的战略任务。刘伯承则进一步要王定南促使高树勋痛下决心：这正是高树勋将军走向革命的大好时机，要他当机立断！同时，刘、邓把有关情况及时上报中央军委。这时，邯郸以西的峰峰矿区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所，成为刘、邓挥师痛歼敌军和秘密策反敌军的指挥中枢。
临阵策反，必须以坚强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造成兵临城下，使其插翅难飞之势，并对反戈一击者必需的要求予以满足。此种策略需攻心为上才能奏效。高树勋长期以来受国民党中央系和孙连仲排挤，心怀不满，久有离心倾向，不愿在新内战中充当先锋，暗中已与我党建立联络，此时被包围，表现得更为动摇，战斗不积极。我军在待机总攻时对新八军实施佯攻，又打又拉，促其进一步动摇。尽管如此，高树勋对马上举义还是缺乏思想准备。正像邓小平后来所说：“高树勋倾向起义，但在犹豫当中。那时国民党要吃掉西北军，有这个矛盾。”所以，当王定南返回马头镇向其转告刘、邓的话时，他心存顾虑，长吁短叹地说：“多年来和我同甘共苦的妻子，以及本军其他家属，目前还在徐州，我们在这里马上起义，国民党岂不要迫害他们？”王定南直言相告：当前正是关键时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至于家眷确是一个实际问题，为此，我可以马上去请示刘司令员、邓政委设法解决。在此前后，高部所有汽车、马车都是头向南，准备南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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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3）
10月28日凌晨，王定南再次赶到峰峰，向刘、邓汇报高树勋谈话结果。邓小平强调：他现在起义，作用重大，时机很重要啊！刘伯承也重申：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至于高夫人和其他军官家属安全问题，我们可以请示中央设法解决。说完，刘、邓即签发了请党中央设法护送高部家眷脱离险境的电报。当王定南把这些情况面告高树勋时，他非常感激，当即表示：我立即起义，走革命的道路。当日晚，刘、邓又委派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前往马头镇高部驻地，代表刘、邓与高接洽起义具体问题。李达曾与高树勋在西北军为伍，前者是1931年宁都起义时由西北军参加工农红军。仅这件小事就足见刘、邓对高树勋起义的重视。李达向高转达了刘、邓对他起义的欢迎之意，激励他发扬西北军冯玉祥、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光荣传统，坚决投入人民的阵营，与此同时，刘、邓命令所部对包围之敌发起总攻，指挥北集团狠打第四十军，以南集团钳制第三十军、佯攻新八军。战至30日，迫使敌军再次收缩阵地。
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八军及河北民军等约1万人阵前起义，使敌兵力骤减，防御部署出现缺口，军心动摇。刘、邓根据各方面（包括高树勋方面）提供的情报判断：敌军内部恐慌，无心恋战，必以全力向南突围。故“围师必阙”，网开一面，将主力隐蔽地南移至漳河以北敌退路两侧。31日黎明前，当敌主力脱离防御阵地时刘、邓才突然把即将溃退之敌包围在南北旗杆樟等地，尔后，以“擒贼先擒王”的计策，于11月1日直捣敌军首脑长官部。2日，残敌大部被歼，仅少数漏网，战役宣告结束。
刘、邓指挥的平汉战役，是在比组织上党战役还困难的条件下发起的。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后来的回忆中讲得很清楚：“打了上党战役，虽然弹药有点补充，装备有点改善，但还是一个游击队的集合体。在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又打平汉战役。队伍没有到齐，敌人进攻。”而“马法五的第四十军、三十军都是强的。高树勋的新八军也有战斗力呀！锡联在马头镇拼了一次，一拼就是几百人伤亡。”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取得那样大的战果，高树勋率部起义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刘、邓对高树勋的义举非常重视。
10月31日，即高树勋正式宣布起义的第二天，刘伯承、薄一波并代表邓小平乘车到马头镇会晤高树勋等。几天后，刘、邓派人告诉高树勋，党中央已责成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张爱萍派人将高夫人等新八军起义军官家属，从徐州接送到解放区。高树勋感激地说：共产党办事真是言必信，行必果，实在了不起啊！
起义以后，高树勋部根据党中央指示，改编为民主建国军，高任总司令。刘、邓为整编这支起义部队又做了很多工作，包括调派干部，筹集资金等等。1946年2月，在送别被俘的马法五返回新乡之时，刘伯承、邓小平还与高树勋等亲切会晤，合影留念。在邓小平、薄一波等领导人亲切关怀下，高树勋本人于1945年11月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曾出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全国委员。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1972年1月在北京逝世。不过，邓小平以坦诚的态度回忆说：“我一直遗憾的是，后来我们对高树勋处理不公道。”有的老同志记得，解放以后，邓小平一直想给高树勋的职位安排得高一些。这是后话。
明朝开国功臣刘伯温在其所著的兵书《百战奇略·离战》中云：“凡与敌战，可密候邻国君臣交接有隙，乃遣谋者以间之。彼若猜贰，我以精兵乘之，必得所欲。法曰：亲而离之。”刘伯承、邓小平等运用此计技高一筹。他们在平汉战役胜利后总结了四条对顽敌作战初步经验，首要一条就是：“必须以政治、军事同时进攻，此打彼拉，打打拉拉，故拉了新八军，接着消灭了第三十、四十军，打退了第三十二军并十六军，在政治与军事上给了双重打击”。在总结战术经验时又充分肯定：由于奠定了战役胜利基础，“加上高树勋毅然反对内战，率新八军起义，更促成了战役的迅速结束和获得彻底胜利。”刘、邓运用军政兼施、恩威并重的方法，上兵伐谋，首创了全国解放战争中，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策动其高级将领率部阵前起义，以促成战役迅速结束和获得彻底胜利的成功范例。
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4）
“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我们完成了中央军委规定的歼敌指标。就二野所在地区来说，完成了分配给自己的份额，也许还超过一点。由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战略反攻的时间提前了，比预定的不止提前一年两年。”邓小平曾这样总结第二野战军第一年的战绩。
上党、平汉战役结束以后，晋冀鲁豫解放区迎来了全面内战爆发前的相对沉寂时期。1945年11月中旬，邓小平与刘伯承率领部队返涉县赤岸村开了庆功大会，随后，决定将成立不久的晋冀鲁豫中央局、军区迁移到涉县以东、邯郸以西的武安县下柏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