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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民报》看，我读得很有兴趣。从那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②有一天我读到一份《民报》，上面刊载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他们一直走到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件事给我很大的鼓舞。我想效法他们的榜样，可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应当先在湖南旅行一试。
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农民们给我们吃的，给我们地方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款待和欢迎。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在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萧瑜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一九三四年卷款潜逃。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 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③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我逐渐地团结了一批学生在我的周围，形成了一个核心，后来成为对中国的国事和命运产生广泛影响的一个学会④。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恬过——后来也投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时也没有想到她。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恬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我们也热心于体育锻炼。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见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十一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一九一七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罗迈，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在二方面军；何叔衡，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会组织者，一九三〇年被何健杀害；萧子（日章），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杀害；
易礼容，后来当了中央委员，接着‘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党的一个著名领导人，是在最早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名的六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杀害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做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北京也有一个团体叫做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主要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⑤，一些激进的团体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我在一九一二年进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
①李白一首名诗之中的话。②同盟会是孙逸仙博士成立的秘密革命团体，为目前在南京当政的国民党的前身。当时大多数会员流亡在日本，对“帝制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和康有为进行激烈的“笔战”。③李立三后来实行有名的“李立三路线”，遭到毛泽东的激烈反对。《西行漫记》下文将述及毛泽东谈到李立三与红军的斗争以及斗争的结果。④新民学会。⑤在天津，领导激进青年的组织是觉悟社。周恩来是创始人之一。此外还有：邓颖超（周恩来夫人）；马骏，一九二七年在北京被处死；谌小岑，当时担任国民党广州市委书。
三
革命的前奏（上）
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很明显，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情况，有许多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毛泽东在保安的同志，大多数也是这样。后来，当我向红军其他领导人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兴趣盎然地聆听他们第一次听到的故事。尽管他们已经在一起战斗了多年，他们多半不知道彼此在参加共产党以前的日子的情况，他们往往把这些日子看做一种黑暗时代，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为共产党人以后才开始的。
在另一个晚上，毛泽东盘膝而坐，背靠在两只公文箱上。他点燃了一直纸烟，接起前一天晚上中断的故事的线索说下去：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我许多次的报名费！在这笔钱里，想必有三分之一花在报纸上，因为订阅费是每月一元。我常常在报摊买书、买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是把钱挥霍在废纸上。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①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上井冈山为止，我从来没有中断过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日报。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不想回家了。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当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法国在世界大战中曾经用这种办法招募中国青年为它工作。这些学生打算出国前先去北京学法文。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在一批批出国的人里面有许多湖南师范学校的学生，其中大多数后来成了著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受到这个运动的影响，他放弃了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席到法国去，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不过他到一九二七年才参加共产党。
我陪同一些湖南学生去北京。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那些决定去法国的学生从现在任中法大学校长的李石曾那里学习法文，我却没有这样做。我另有打算。
北京对我来说开销太大。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首都的，来了以后，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佗理学教员杨昌济，这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