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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第一次的印象——主要是天生精明这一点——大概是不错的。然而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地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他是中国现有的最有才干的战略家，这是令人很感到兴趣的事。
①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军占领陕北延安（肤施），迁都到了那里。②彼得·弗莱明先生在其《孤家寡人》一书中似乎大大地传播了这一谣言。③参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一九三四年伦敦劳伦斯书店出版）。其中包括苏区临时宪法，和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目标的说明。又可参阅《红色中国：毛泽东主席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发展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伦敦）。
一
苏维埃掌权人物（下）
红军正在保安盖起几所新建筑，但当我在那里的时候，住处是非常原始的。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比这更差的他都经历过了，但因为是一个湖南“富”农的儿子，他也经历过比这更好的。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和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的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
我曾几次同毛泽东一起去参加过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去过红色剧院。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我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来一次合唱。林彪是红军大学的校长，只有二十八岁，他以前是蒋介石参谋部里一个著名的年轻军校毕业生。林彪像一个小学生似的涨红了脸，讲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请女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唱支歌，逃脱了“点名表演”。
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挥爱吃辣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爱吃红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附带说一句，“赤匪”中间流行的一首最有趣的歌曲叫《红辣椒》。它唱的是辣椒对自己或者供人吃食没有意义感到不满，它嘲笑白菜、菠菜、青豆的浑浑噩噩，没有骨气的生活，终于领导了一场蔬菜的起义。这首《红辣椒》是毛主席最爱唱的歌。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我发现他对于当前世界政治惊人地熟悉。甚至在长征途上，红军似乎也收到无线电新闻广播，在西北，他们还出版着自己的报纸。毛泽东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他对英国的工党很感兴趣，详尽地问我关于工党目前的政策，很快就使我答不上来了。他似乎觉得很难理解，像英国那样工人有参政权的国家，为什么仍没有一个工人的政府。我的答案恐怕并没有使他满意。他对于麦克唐纳表示极端的蔑视，他说麦克唐纳是个“汉奸”——即英国人民的头号叛徒。
他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看法是很令人感兴趣的。他相信罗斯福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以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又问到许多关于美国新政和罗斯福外交政策的问题。他所提问题表明他对于这两个政策的目标都有很明白的了解。他把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看作走江湖的骗子，但认为墨索里尼能干得多，一个真正的权术家，有历史知识，而希特勒，却不过是资本家的没有意志的傀儡。
毛泽东读过许多关于印度的书，对于那个国家也有一定的看法。主要的一点，就是认为印度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问我关于甘地、尼赫鲁、查多巴蒂亚以及我所知道的其他印度领袖的情况。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黑人问题，把黑人和美国印第安人所遭受的待遇，跟苏联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相对照。我指出美国的黑人和苏联的少数民族在历史和心理背景上有着某些很大的不同，他对此也表示有兴趣。有兴趣——但是并不同意我。
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我常常在想毛泽东自己对于武力、暴力以及“杀人的必要性”等问题的责任感。他年轻的时候，就有强烈的自由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到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虽然他出身农民，但在年轻时候，本人却不曾怎么受过地主的压迫，像有许多共产党员那样；还有，马克思主义虽然是他思想的核心，但据我的推想，阶级仇恨对他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成为宗教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因此我认为他在生与死的问题上，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大概基本上起着一种节制的作用。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而在这个思想范围内，人命的宝贵只是相对的。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因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往往置权宜于伦理之上。
毛泽东每天工作十三、四个小时，常常到深夜二、三点钟才休息。他的身体仿佛是铁打的。他认为这要归因于他在少年时代在父亲的田里干过苦活，要归因于他在学校读书的刻苦时期，当时他与几个志同道合的人组织斯巴达俱乐部一类的团体。他们常常饿着肚皮，到华南山林中作长途的徒步跋涉，在严寒的日子去游泳，在雨雪中光着脊梁——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锻炼他们自己。他们凭直觉知道，中国的来日需要他们有忍受最大的艰难困苦的能力。
有一次，毛泽东曾经花了整整一个夏天走遍他的家乡湖南全省。他靠挨家挨户替农家做工换饭吃，有时候甚至靠行乞。有一次他几天不吃饭，只吃些硬豆和水——这又是一种“锻炼”肠胃的方法。他早年在这次农村漫游中所结交的友谊，日后对他是有很大价值的，因为十年以后，他开始把湖南的成千上万的农民组成了有名的农民协会，这到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成了苏维埃最初的基础。
毛泽东在我的印象中是一个有相当深邃感情的人。我记得有一、二次当他讲到已死的同志或回忆到少年时代湖南由于饥荒引起的大米暴动中发生死人事件的时候，他的眼睛是润湿的。在那次暴动中他的省里有几个饥饿的农民因到衙门要粮而被砍了头。有一个战士告诉我，他曾经亲眼看到毛泽东把自己的上衣脱下来给一位在前线受伤的弟兄穿。他们又说当红军战士没有鞋穿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穿鞋的。
然而我非常怀疑，他是否能够博得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敬仰，也许这并不完全因为他有非凡的头脑，而是因为他有农民的个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