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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里克的观点与他们有相当差异，在某些方面，例如主张对投资进行协调等，他比较接近阿姆斯登教授所反对的立场。罗德里克的核心观点是，贸易自由化的好处被支持者们过分夸大了，政策制定者其实应该〃把重点放在经济增长的基本面上面……投资、宏观稳定、人力资源培养和改善治理……而不是让国际经济一体化来主导关于发展的思考〃。５７他认为，发展成功的经济体会更加开放，但也指出，通过降低贸易壁垒来增强开放度并不能保证发展成功。相反，过去采纳的高度保护主义的进口替代政策更有效。他指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增长表现在1973年以前比以后更好，５８而后来的滑坡主要是因为面对一系列冲击的时候没能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特别是两次石油危机和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债务危机。
◇欢◇迎访◇问◇BOOK。◇
第60节：外贸带来的伤害（19）
这些都是对自由贸易学说的严峻挑战，它们都成立吗？正确的答案是，〃在一定程度上〃是言之有理的。
的确，许多成功发展的国家曾经用不同方式来促进产业发展，今天也依旧在继续。但我们必须避免从先后顺序来推导因果关系的常见谬误：A发生在B之前，并不意味着A就是B的原因。虽然有的干预主义措施发挥了作用，但也有很多失败了。即使19世纪实行的进口替代的好处现在也被否认了。还有，在促进产业发展的措施中，对幼稚产业高度保护，包括完全禁止竞争产品进口，特别是在缺乏与之配套的出口激励或出口要求的情况下，尤其缺乏效率：这些政策会导致贸易政策对国内市场倾斜，向有竞争力的出口产业增加征税，把支持的好处限于那些缺乏竞争力、只面向国内的狭小市场的企业。结果，这会带来著名的、令人沮丧的效应……创造出永远长不大的孩子。正如世界银行的报告所言，〃长期受到保护的企业通常不会变得更有效率，而且在竞争环境一旦加剧以后很难存活〃。世界银行举了印度的机床工业的例子，它长期受到100％的关税保护，但是当关税最终下降之后，来自台湾的制造商迅速占领了1/3的市场。那以后印度的本土企业开始反击，但真正成功的企业是新企业，而不是缺乏活力的老牌企业。
毫无疑问，发展中国家的确需要采取某些措施来克服许多后进的障碍，特别是如阿姆斯登教授指出的那样，缺乏生产什么、如何生产的知识，这些都是重要的落后特征。这些措施在实施的时候不时发生偏差，但有时也能奏效。主权国家的政府应该有一定的权利采取这些行动，在必要的时候纠正过去的失误，不过在很多情况下，采取贸易方面的措施依然不是最有效的。
罗德里克教授的观点看起来更存在争议，但让我们首先接受他的观点中很直观的部分：只是开展贸易自由化，而不考虑其他环境，并不能带来快速增长。在这方面，明智的人士从来不存在歧义。关于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必要性以及实现的难度也没有什么争论。关于良好的政府、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增加等话题，同样没有异议。所以从这些来看，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罗德里克的某些假设以及他和其他许多经济学家采用的方法是否存在问题。除了这些困难之外，至少还有另外两种反对罗德里克的意见。
第一，关于投资水平本身的重要性存在激烈争议。例如，威廉·伊斯特利在出色地分析发展失败案例的时候，就发现〃尼日利亚和香港地区在1960～1985年间的工人的平均物质资本都增加了250％，结果却大相径庭，尼日利亚工人的平均产出在这段时期只增长了12％，而香港地区的工人却增加了328％〃。罗德里克有些含糊地认为，如果说投资是增长的核心，那么，〃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从长期来看将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但归根到底，投资的回报还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投资的确重要。决定投资回报率高低的条件包括市场体制的运转如何，相对价格是否扭曲等。然而，这些条件不但会影响投资回报率，也会作用到投资的规模上。罗德里克和其他学者指出，众所周知，东亚国家的投资率是政府为了保护出口产业盈利能力的决心造成的。这种可能性其实非常小。应该强调，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而言，出口市场的好处在于它的规模可以视为无限大。这就给能盈利的出口商扩大产能带来了巨大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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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1节：外贸带来的伤害（20）
第二，罗德里克关于进口替代政策相对好处的说法在几个方面存在疑问。一个是关于进口替代经济体的增长成绩必须进行仔细检验，因为这样的增长速度经常是用高度扭曲的国内价格而非世界市场价格水平来衡量的。另一个是他无法证实，如果继续执行进口替代政策，1960～1980年的增长速度还可以持续。如果我们用1960～1980年的苏联计划经济的增长速度和此后20年的苏东国家非常困难和混乱的改革时期相比，也能得出苏联的社会主义优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荒唐结论。
还有，与罗德里克的看法相反，有充分理由相信，进口替代战略有其天然的极限。随着进口比例对GDP的下降，这样的国家将越来越难找到好的进口替代项目，最后，增长率将受到出口部门和农业部门的表现的限制，这两者则会受到进口替代的产业政策的束缚。
最后，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应对外来冲击的强大能力与它们的出口导向策略有关。一些经济学家发现，拉丁美洲国家在应对宏观经济冲击上面临巨大困难（这些冲击对GDP的相对影响并不比东亚国家面对的冲击更大），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出口部门规模偏小，因此，用学术术语来说，就是在支出调整为既定幅度的情况下，拉美国家需要对真实汇率进行的调整的幅度就比东亚国家大得多。韩国在这方面的优势尤其突出，能够通过推动出口来减轻国内衰退，并且在真实汇率上只需要做很轻微的调整。这是出口导向政策的主要好处之一，特别是在容易扩张的制造业有着很强比较优势的国家。
当然，除了这些反对意见之外，罗德里克教授的许多观点还是值得重视的。特别是，他正确地强调说，成功的发展除了贸易政策外还需要其他许多条件，此外，张夏准和阿姆斯登也正确地指出，某些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如韩国和台湾地区，并没有完全采取自由贸易政策，而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则相反。发展中国家要建立本土的技术能力，需要付出特别的努力，如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已经消除了大部分非关税壁垒和高关税，因而有理由认为，进一步的自由化已经不再是当务之急。还有，我们需要讨论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是否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自主性施加了过多的限制，本章的倒数第二节将回应这方面的问题。
初级商品出口国面临的陷阱６４
2000年，在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出口中食品只占9％，工业用农业原材料占2％，矿石和金属占4％，总的比例为15％，比1990年的24％大为下降。同时，在2001年，在发展中国家的全部产品出口中，燃料占21％，制造品占61％，从这里似乎可以轻松地判断出，初级商品出口对于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再重要了，但实际是不对的。许多国家依然严重依赖这些初级产品，燃料以外的初级产品占自己的产品出口额的一半甚至更多的国家包括：贝宁、布隆迪、喀麦隆、智利、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危地马拉、几内亚、洪都拉斯、肯尼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尼日尔、巴拿马、巴拉圭、塞内加尔、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乌拉圭和津巴布韦。总体来说，有50个以上的发展中国家依赖三种甚至更少的商品，占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有17个国家的非石油初级商品出口占全部出口收入的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