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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里，亚洲国家的增长速度的改善，尤其是一些大国的显著进步，完全扭转了世界不平等扩大的趋势。
世界银行的这份研究也存在两个弱点：由于回顾的历史很长，有关的数据非常有限、粗略；另外，截止时间是在1992年，而那正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刚进入增长高潮的时候。更新的研究依照这个思路弥补了上述缺点，例如世界银行另外一个项目组的三位专家，以及以前服务于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瑟吉特·巴拉（Surjit Bhalla）、哥伦比亚大学的萨拉…伊拉…马丁等人各自的研究成果。这些研究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家庭或者个人之间的在世界范围的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了顶峰，然后开始下降。下降的原因不但来自国家内部的平等化，而且是源于国家之间的差距的缩小。
例如，世界银行的三位专家发现，高收入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1980～1995年之间有所增加，然而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状况却从1965～1969年时期的高峰持续下滑。这一现象的原因完全是因为国家之间按人口权重计算的收入差距在缩小。巴拉的结论与此相似，而且更强烈。他认为，全球的不平等在2000年要低于191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按照基尼系数计算，已经从1980年的顶峰下降了5个百分点。他也认为，在1980年之后，高收入国家内部的人们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但仍然显著低于1960年的水平。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人们的收入差距，如果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则大为缩小，如果不包括中国和印度，则没有缩小。最后，萨拉…伊…马丁的结论是，世界的不平等状况在20世纪70年代（精确地说是1978年）达到了峰值，那以后直到1998年，不平等程度减少了5个百分点（基尼系数）。如果按照其他一些指标来看，下降的幅度甚至更大。
也有其他人反对这种〃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在全球化时代有所改善〃的说法，其中最突出的挑战是或许来自世界银行的其他研究者。例如，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就写过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分析他所说的〃从1988～1993年的世界收入分配变化的真实情况〃。２７这项研究（以及以下要提到的关于世界贫困状况的世界银行的其他研究）和上文提到的研究的主要区别是，它们没有采用国民账户的统计数据，而是根据居民家庭收入和支出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这样做的好处在于：调查包括了家庭消费，这对于贫困国家的穷人来说非常重要；同时排除了存货增长和未分配利润，这对于居民的现实福利没有影响。但这种研究方法也有一个重大的不利之处：调查得到的开支水平和变化幅度，与国民账户数据的关联度往往比较低，这不免令人怀疑数据的准确性。国民经济账户或许有缺陷，然而却有着自我检查的优点，因为它的数据是通过产出、收入和支出的独立数据分别汇总形成的。而在家庭收入和支持调查方面，则没有类似的核对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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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1）
总之，米拉诺维奇的结论是，1988~1993年之间的分配不平等状况有显著扩大，按照基尼系数计算，不平等从0？63提高到0？66（在很短的时期内增加了5个百分点），他还认为，〃主要的影响因素在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了，南亚的农村居民的按购买力调整后的收入水平增长缓慢，同时，一些主要的发达市场经济体在快速增长〃。２８这样的结论与上面提到的几位研究者的看法很不相同，但至少在有一个方面是一致的。米拉诺维奇也承认，〃各国之间的平均收入的差距……是决定世界不平等状况的最主要的因素，它解释了全部不平等来源的75％~88％的部分（与不同的指标有关）〃。２９米拉诺维奇还得到了其他一些统计结果：世界上最富裕的1％的人的收入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相当于底层的57％的人；位于国内平均收入最下层的10％的美国人比世界上2/3的人的生活状况更好。
米拉诺维奇提出的世界不平等状况在5年时间里快速扩大的结论，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罗伯特·维德（Robert Wade）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的影响很大的一篇文章的基础，不过，他的结论可信吗？３０又有哪些启发意义？部分的答案在于，那是一段比较特殊的时期，这使得结论更为可信，但启发意义却会打折扣。例如在1989年的政治波动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显著下降，而印度也在1991年遭遇了经济危机。因此，米拉诺维奇分析的正好是这两个发展中大国在过去20年里发展最缓慢的时期。３１其实，萨拉…伊…马丁也曾发现，世界的不平等状况在1986～1989年之间有所恶化，但在1990年后又开始改善（参见上页图9？2）。因此，把这段时期的结论推广到整个20年是危险的。同时，米拉诺维奇估算的不平等状况的扩大幅度令人惊讶，根据巴拉的估计，高收入国家的相对收入需要增长27％，才能导致世界收入不平等状况扩大5％（以基尼系数计算）。这样大的增幅显然不存在，因此，米拉诺维奇的研究结论的可信度值得怀疑。
例如，米拉诺维奇采用的家庭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农村的收入水平在1988~1993年之间没有提高，但国民账户统计的数据却不同。那么，实际情况如何？部分原因如上文所述，是因为家庭平均收入和开支的增长在家庭调查中反映出来的速度要慢于国民账户反映出来的速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调查数据是来自两位权威的世界银行研究员，他们估计了1987~1999年的绝对贫困率的变化，发现发展中国家的真实消费水平只增长了11％。３２但巴拉却发现，同期的国民账户（以购买力平价换算后）显示，平均真实收入增长了24％，消费增长了21％。11％和21％的差距不能算小，而是非常令人惊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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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2）
巴拉还发现，在1987~1998年，收入调查显示的平均收入与国民账户反映的数据之比在东亚各国从56％下降到46％，在南亚各国从75％下降到62％，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69％下降到63％。在消费调查方面，两个数据来源得到的平均比值在东亚各国从82％下降到81％，在南亚各国从73％下降到56％，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从125％下降到115％。类似的，米拉诺维奇也发现，在非洲，他使用的平均家庭收入/开支的调查数据在1988年相当于国民账户的数据的79％，而到了1993年只剩下70％。而亚洲国家的下降幅度不大，从61％降到59％。总之，在米拉诺维奇的研究中，从1988年到1993年，有着最多贫困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低于国民账户（按购买力平价换算）反映的数据：亚洲国家分别是49％和54％，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分别是19％和33％。从这里，我们一定可以部分解释他的研究与使用国民账户的其他研究者的结论出现差异的原因。
那么，如何解释调查反映的增长率和国民账户反映的增长率之间的巨大差异呢？在理论上存在如下三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家庭调查在估算消费和收入水平时是正确的，实际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许多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远远低于我们以前的估计，国民账户并非可信的估计，而是有宣传成分。第二种可能是，国民账户和家庭调查的数据对于它们所覆盖的指标来说都是正确的。如果所有被家庭调查低估的开支和收入数据都是来自富人，如果富人在收入和开支方面的真实比例都在快速增长，这种情况就可能出现。并且意味着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和开支正在变得更加不平等，变化速度比关于不平等的标准估计更快。第三种可能是，家庭调查在估计真实收入和开支方面成了越来越不可靠的办法，虽然在我们需要计算收入和开支分配的时间变化的时候，它们还是主要的手段。
第一种可能并不现实。如果我们拒绝承认有关经济增长的国民账户数据，那我们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可以说就相当于一无所知。还有，尽管人们对于国民账户的准确性，特别是中国的数据，存在某些疑虑，但是对任何国家而言，国民账户都是收集最仔细、最详细的全国性数据。于是，留下了后两种可能性。根据现有的数据，我们还不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