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来换取大宗原材料商品的进口。
制造业发展道路有一些显著的优势:世界制造品市场尽管还不是完全自由,但相对开放、有活力。而农产品的市场相比之下则增长缓慢,价格敏感度不高(例如典型的热带商品:可可、茶叶和咖啡),或者主要进口市场的保护倾向严重(例如主要的温带作物),或者两种困难都存在(例如食糖)。制造业还根据比较优势的原理设计了自然的价值链。专注于自然资源出口的国家会发现,它们难以进入竞争性的制造业,因为在进入世界市场的时候,它们的工资水平已经较高,从而必须从事相对高生产率的环节。但由于制造业有着边干边学和其他外溢效应,在工资水平相对较高的情况下,直接跨入较高层次的出口产品的生产并不容易。这种产业转变还可能受到普遍的保护政策的制约,如阿根廷和其他资源富裕的国家就遇到过种类情况,其目的是把资源的收益惠及政治上强大的工人阶级。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建立制造业的任务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的,美国就是一个成功转型的案例,从一个多世纪前就开始了工业化。近来,智利也在以往的资源产品出口之外走出了新的发展道路。
。§虹§桥书§吧§
第27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8)
最后一个方面的资源是人力资源,既有隐性又包括显性的部分。隐性的人力资源包括社会深层的文化和行为模式,即所谓的软实力。在显性的人力资源部分,则包含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所有取得成功的经济体,包括欧洲、英国的部分前殖民地以及后来的东亚国家,都有着成熟的农业国的历史,成熟的行政管理传统和发达的商业传统,这不是偶然。从这个角度来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由于长期和欧亚大陆的文明隔绝,当然处在很不利的位置,他们依旧受到古老的部落传统的束缚,在国家独立之初缺少足够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随后又犯了各种错误。
最后还有政策的制约。如果资源禀赋和既定制度能决定一切,我们就不会看到政策改变给某些国家带来的腾飞。然而,韩国和台湾地区在20世纪60年代的快速发展都是在汇率改革和出口促进政策后出现的。而其他一些国家则在不断重复各种失误,包括真实汇率水平高估(经常用于抑制财政超支带来的通货膨胀压力,例如今天的津巴布韦)、关键部门(如发电、送电、出口产品销售等)的效率低下腐败不堪的国有垄断企业、成本高昂而变化不定的进口保护和糟糕的经济控制系统等。这些错误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相对优势。如果某个国家有着足够多极其廉价而勤奋的劳动力,如今天的中国,则更容易在拥有这些失误和政策缺陷的条件下继续发展,而阿根廷或墨西哥则无法持续。然而,也只是在一系列改革后,中国才开始很好地融入世界经济。没有中国那样雄厚的人力资本的国家,当然更需要找对好的政策。
经济增长和不平等
通过参与一体化进程而成功取得经济发展的国家对于世界不平等有什么影响呢?不平等是对相对收入分配的描述,如果拥有世界人口一半以上的贫困国家的平均真实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富裕国家,那么以人口权重衡量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就会减少。即使全世界最富裕的个别国家和最贫穷的个别国家的收入比拉大,或者富裕国家的平均收入和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收入的绝对差距拉大(实际如此),整体的不平等也会缩小。
以上两个特殊情况需要多一些解释。首先,以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对比为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真实人均收入提高了440%,同一时期,美国的水平只提高了60%。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的平均真实收入水平在1980年仅为美国的3%,到2000年已经提高到12%。所以在相对不平等指标上,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进。然而,这两个国家的真实收入水平的绝对差距却从20 600美元扩大到了30 200美元,原因很简单,中国的生活水平在初期只有美国的1/30,如果想缩小两国之间的绝对差距,中国的增长率就必须比美国快30倍才行,而那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如果中国继续保持更快的发展速度,绝对差距最终将会缩小,就像日本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快速接近美国的情况一样。
§虹§桥书§吧§。
第28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9)
其次,尽管最富裕国家和最贫穷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的相对比值一直在拉大,但居住在世界最贫困国家中的世界人口的比重却在下降。30年以前,中国和印度位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列,而今天的最穷国家却是塞拉利昂,人口只有500万的小国。中国的平均收入今天已经是塞拉利昂的10倍以上。如今,世界上最大的极端贫困的国家是尼日利亚,它在2000年拥有1?27亿人口,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真实收入水平只有美国的1/40,中国的1/5。因此这就意味着,世界上最富裕国富和最贫困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比的扩大,与按人口权重计算的各国间不平等程度的缩小,其实并不矛盾。还有,世界上各个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情况完全有可能扩大(马祖尔认为这是事实,其实不然),但全球的不平等情况仍然可能同时缩小。除非国家内部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的扩大,能够抵消各个国家之间以人口权重计算的不平等的缩小,否则,不但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缩小,而且全球的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随之缩小。
来自牛津大学的安德烈·波尔索(Andrea Boltho)和罗马大学的吉亚尼·托尼奥罗(Gianni Toniolo)计算了49个国家(包含世界人口总数的80%)自1900年以来按人口权重计算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在计算不平等指标……基尼系数……的时候,他们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平均收入乘以各个国家的人口,结果发现,各国之间按此方法计算的不平等水平在1980年达到了峰值,为0?54,此后则下降了9个百分点,达到0?50,这是过去60年以来从未见到过的好转。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情况。
衡量各国之间的不平等状况要考虑人口多寡的因素,是因为我们关心的是人的生活状况,而不是抽象的国家。因此,正确的做法就一定是也要同时考虑各个国家内部的收入分配的变化。弗朗索瓦·布吉翁(Fran?ois Bourguignon)和克里斯蒂安·莫里森(Christian Morrison)为世界银行提供的论文对1820~1992年的收入分配情况进行了大胆的前沿研究,如图9?1所示,他们得出了如下五个重要结论:
第一,从1820年到1980年,全球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逐渐扩大。
第二,在过去160年中,全球不平等状况的扩大全部都是来自国家之间的差距的扩大,而不是来自国家内部的变化。他们经过相对粗略的估计发现,各国内部在1980年的不平等状况并没有1820年严重。
第三,在1820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只有13%的部分是由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导致,而到了1980年,由国家之间的差距导致的不平等却占到了60%。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可以完全解释世界不平等的扩大〃。到1980年,决定某个人的贫富状况的最大的单一因素不再是他所处的阶级或从事的职业,而是他所居住的位置。
※虹※桥※书※吧※。
第29节:不平等带来的愤怒(10)
第四,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在1910年达到顶峰,此后到1960年逐渐下降,然后又开始缓慢上升。
第五,由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抵消了各国内部不平等状况的轻微加剧,从1980年到1992年,全球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有所减小。
因此最重要的结论是,自19世纪初以来,世界上的个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主要是由国家之间的相对贫富变化决定的。特别是,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个人之间的差距的扩大,主要是因为欧洲和英国殖民地的发展速度很快而另一头的亚洲国家增长缓慢所致。所以,起决定作用的乃是较长时期中的经济增长的相对速度。结果在过去20年里,亚洲国家的增长速度的改善,尤其是一些大国的显著进步,完全扭转了世界不平等扩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