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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著名提法。根据这一观点，现代体制迫使我们因为享用它提供的利益而付出代价——增长着的压抑。文明意味着规训，规训转而又暗示着对内驱力的控制，控制要卓有成效就不得不是内在的。谁谈现代性，谁就是在谈超我。福柯本人似乎接受了他早期作品中的某些相似观点，他将现代生活在本质上同“规训权力”的兴起联系起来，同监狱和精神病院以及其他的组织如公司、学校、医院等联系起来。规训权力被认为是生产了“驯服身体”，这种身体活动受到控制和调节，而不能依据欲望冲动自发地行事。
权力在此主要是表现为某种控制力。然而，如福柯所逐渐意识到的，权力也是一种生产现象，它不仅仅是限制性的；身受规训权力的人对它的反应并不一定总是驯服的。权力因而也可以成为生产快感的手段：它不仅仅站在快感的反面，“性”不应该只是理解为社会力量务必抑制的驱力，相反，它是“权力关系的极其密集的转换点”，它可以通过它所产生的能量——它被注入了权力——被用来作为社会控制的焦点。
性在现代文明中并没有被驱至地底，相反，它被持续不断地讨论和探究。它变成了“伟大布道”的一部分，且代替了更为古老的神学布道传统。有关性压抑的陈述和超验布道彼此相互强化；争取性解放的斗争是它所谴责的权力的自我—同一机制的一部分，福柯充满修辞性地问道，还有任何其他的社会秩序如此持久如此普遍地为性所充斥吗？
在涉及“压抑假说”时，19世纪和20世纪是福柯主要关注之所在。在这段时期，性和权力以几种不同的方式相互缠绕起来。性转化为一种秘密，尔后，这种秘密又不得不被无休止地搜寻和遮掩。以手淫为例；医生和教育者发起全部运动来围攻这个危险现象并表明它的后果。然而，给手淫如此之多的关注，甚至使我们怀疑其目的不是根除手淫；而是使个人的身心发展井然有序。
福柯继续论证道，精神病学家、医生及其他人所划分的大量的性倒错也是如此。这些反常的性行为形式既是向公众展示的，又被制作成个人行为、人格、自我—认同的分类原则。其结果就不是对性倒错进行压抑，而是给予它们“一个分析的、可见的和永恒的现实”；它们“植根于身体中，溜进了地下行为模式里”，这样，依据前—现代的法律，鸡奸就被界定为一种受禁行为，但不是一种个人的品质或行为模式。然而，19世纪的同性恋，却变成了“一个要人，一种经历，一个病史”，也变成“一种生活类型，一种生活形式，一种形态”。“我们不应该想像”，用福柯的话来说：
当时代对某类性行为——它能再生产劳动力和家庭形式——赋予一种调节作用的时候，以前所能容忍的一切东西都会引起注意并被赋予一种贬义名称……正是通过对边缘的性行为的隔绝、强化、巩固，权力、性、快感的关系才扩散、繁殖且对身体进行测度，并穿透了行为模式。福柯：《性史》；卷1；第47～48页，鹈鹕丛书，哈蒙兹沃斯，1981。
很多传统的文化和文明都曾鼓励和滋生涩情艺术，但只是现代西方社会才发展了一门性科学，按照福柯的观点，这是通过将大量性知识的自白原则结合起来而产生的。
性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现代忏悔的焦点。福柯指出，天主教忏悔总是对信徒的性生活的一种调节手段。它涉及的远不止是性草率行为，牧师和忏悔者都同样地在伦理框架内对坦陈这些不检点行为进行解释。作为反宗教改革的一部分，教徒越来越有规律地坚持自白，而整个程度也被强化了。不仅仅是行为，而且连思想、幻觉及所有与性有关的细节都要被考虑和审查，在基督教义中，我们所承继的肉体——它包括灵魂和身体的结合——是颇具现代特征的性兴趣也即性欲望的大致根源。
18世纪晚期的某些地方，忏悔式的自白变成了讯问式的自白，它被渗透进不同话语中——从病史、科学治疗一直到无耻的文章诸如匿名的《我的私生活》。性是文本建构起来的“秘密”，这些文本既有要灭绝性的，也有对性进行礼赞的。抵达这个秘密之途据认为是解开了“真理”，性对于现代性的“真理体制”特征而言是基础性的。现代意义上的自白“是全部的程序，根据这些程序，主体被激发起来生产有关其性征的某种真理话语，这种性征能对主体自身产生影响”。米歇尔·福柯，“肉体的忏悔”，见柯林·戈登：《米歇尔·福柯：权力/知识》，第215～216页，哈费斯特出版社，1980。
成群结队的专家、性学家，形形色色的医生都打算着手探究他们帮助建造的这个秘密。性被赋予一种巨大的因果权力，且似乎对许多不同行为产生影响。米歇尔·福柯，“自我的技术”，见鲁特·H马丁等编：《自我的技术》，泰法斯托克，伦敦，1988。“同其他禁令不一样，性禁令持续地与说出自我真相的义务相关。”（第16页）调查中倾注了大量的努力将性转变成了某种隐私而难以察知。像疯狂一样，性不是业已存在的某种现象在等待着理性分析和疗效式的纠偏，当对于性的考察生产出将“正常性征”和病态性领域区分开来的文本、手册、调查报告时，性快感就变成“性征”，性的真理和秘密就通过对这样一些“发现”的寻求和获得而分别建造起来。
性的研究以及性话语的创建在19世纪导致了不同的知识—权力语境的发展。其中之一涉及妇女。女性性征被视为，也随即被压迫式地看做病态的歇斯底里症的根源。另一种与儿童有关。儿童的性行为积极活跃，这一“发现”同儿童的性征“违反自然”这一断言紧密相连，更进一步的语境与婚姻家庭有关。婚姻中的性是要负责任和自我调节的，不仅要局限于婚姻之内，而且应以专门的和不同的方式进行安排。避孕是不允许的。家庭规模的控制被认为是自发地从有节制的快感寻求中出现的。最后，一系列的性倒错被明确界定，对它们的诊治模式也被描述出来。
对福柯来说，性征的发明是与现代社会的形成、巩固相关的某种不同进程的一部分。现代国家、现代组织都依赖于跨时空的对人民的微观控制。这些控制随着“人体的解剖—政治学”——致力于调控身体力量的身体管制技艺——的发展而产生，“解剖政治学”随即成为更为广泛的奠基性的在生物权力领域的一个焦点。福柯：《性史》，卷1，第142页。
福柯在一次访谈中指出，性研究令人大伤脑筋。毕竟，为什么还要拉长另一种话语来添加到业已存在的多样性上？令人感兴趣的是“性征机制”，也即身体和快感的确定经济的出现。福柯：“肉体的忏悔”。福柯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这个与自我相关的性征机制，他对古典世界的性研究有助于在对其进行考察的时候表明这个问题。米歇尔·福柯：《性史》；卷2；《快感的享用》；序言；1987。希腊人关注的是对“自我的呵护”的培植，但是以一种与现代社会秩序中自我的发展截然相反的一种方式来进行的，福柯有时将极端伪装下的自我呵护贴上“自我的加利福尼亚海湾”的标签。在这两种有关自我的态度之间，则是基督教的影响。在古代世界，至少在上层阶级中间，自我的呵护被整合进了文明的、美学的存在伦理中。对希腊人来说，福柯告诉我们，食物和饮食比性要重要得多。基督教用业已废弃的自我观来代替古典观点：自我有待于描述，它的真理有待于识别。在“自我的加利福尼亚海湾”中，“由于心理学或精神分析学，人们被设想为发现了真实的自我，将自我同可能混淆自我、外在于自我的东西区分开来，对自我的真理进行描述。”米歇尔·福柯：“论伦理的系谱学：当前著作概览”，见保罗·拉宾芬：《福柯读本》，第362页，企鹅丛书，哈蒙兹沃斯，1986。有关福柯和自我的最好的间接讨论，见露易斯·玛卡蕾：《福柯和女性主义》，政体出版社，剑桥，1992
性征和体制变化
“性征”，如福柯所言，确实是首先出现于19世纪的词语。这个词早于1800年代就存在于动物学和生物学的技术行话中，但直到20世纪末它才被广泛运用于与今天意义上的这个词有密切关联的事物中。《牛津英语词典》对这个词的定义是“性的特质或具有性的特质”。这个意义上的这个词出现于1889年出版的一本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