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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院长说：“好啊，好啊。以前几年的工作报告总是一个格式一种文字，看起来年年一样，现在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凌子鼐说：“其实，董秘书挺会写材料的。”张院长说，“他，文笔可以，脾气不好。做工作带有情绪，这是很要不得的。”凌子鼐说；“这份材料就是董秘书执笔的。董秘书很有文才，很认真负责，熬了一个通霄就拿出来了。”张院长说：“他从来没有给我写过讲话稿，每次都要刘主任亲自动手。工作过于被动。”
“子鼐，你为何说是我执笔的？”董秘书问，
“宪章，这本来就是你亲自写的，我只是过目。”凌秘书答。
董宪章告诉凌子鼐，昨天张院长找他谈了半天，张院长是狠狠批评他的。董宪章说，如果张院长不是严厉批评他而是轻言教导他，可能自已不会对张院长服输。说来奇怪，有时候越严厉效果越好。
董宪章告诉凌子鼐：“昨天，张院长找我谈话，说是我业务熟，功底好，以后要多带带你凌秘书。我说，凌秘书是中文科班出身，写作水平很高，他带我才对。张院长骂我说，你不要有情绪，以前领导的材料叫刘主任写，是我首先对你不太了解。你说说，你在办公室，到过几次我这里汇报工作、思想、学习情况。没有！我要叫一次，你才来一次，听不了两句掉头就走。我回应他说，刘月亮是领导，有事他当主任的会抢着汇报。张院长说，人和人啊，要多交流，交流才有沟通，沟通才无隔阂。你读书多，有这方面的能力，我们发现不了，我们没有发现啊。我不用你，再有才能又能当饭吃。他说，在我眼里，没有庸才、蠢才，只要我会识才、用才，人人都会成为人才。他讲，过去有一户人家，生了五个儿子，一个质朴，一个聪明，另外三个是一瞎、一驼、一跛，按理说，这户人家日子一定不好过。但是其父善于因人制宜，扬长避短，他让质朴的儿子种地，聪明的儿子经商，失明的儿子学按摩，驼背的儿子学搓绳，跛脚的儿子学纺织，结果，全家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董宪章兴奋地说：“张院长说的好。他说，我国法院是与整个社会一同进步的，是与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公民对法律的认知程度相适应的。任何人不要企求法院一下子成为公平与正义的化身，不要企求法院变成包打天下的包青天，不要企求法官成为救灾救难的救世主。他说，你董宪章读过很多书，我也充当一下老师给你上一课。当我们审思法律的时候，不应忘记，我们是在近现代先是承继欧洲大陆法系后是借鉴英美法系的过程中，是在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文化的根基上，不断发展起来的法律文化，任何人对法院的苛刻都是对法律的盲从，实际上是对法律文化的无知。现代社会中的纠纷是大量的，需要的不是一两个伟*官，而是一大批普通法官，因此不能都指望天才，而只能从大多数平凡的人中产生，这是一个现实的制约。”
董宪章说：“张院长说的对。他说，你想想，在日本，法官律师的录用制度是多么严格。法科大学毕业后，必须经过法务省组织的司法考试委员会录用后，进入最高裁判所主办的司法研修所学习两年，毕业后才被录用为裁判官、检察官或取得律师资格。日本每年有几万名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报考司法研修所，而实际录用的只有几百人。美国的学生在大学文科或理科毕业之后拿到文理学士学位，才能报考法学院，学制还要三年。因此美国学法律的人既有文学或理学知识，又有法学知识，适应性比较强。现在是九十年代的中国，不敢否定十年八年以后，或者更快时候，我国在遴选法官、检察官、律师方面会有更好的办法，或者参加全国统考，或者参加全省统考，一定要从真正在法学院毕业的接受过正规法律本科教育和系统司法训练的大学生中去录用法官。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法院的审判人员仍是从多渠道多途径地调用干部，从大专或本科非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中分配一点，从部队军转干部和安置人员中安排一点，大多数从党政机关的大中专学历的人中调用，还有很大部分是恢复法院以来留下来的老审判人员。在我们法院除了十几个政法学校的中专生，法律院校的大专生没有一个。法律本科的根本要不到，都被省市一级法院要走了，有的听说分到基层法院能肯不要工作，跑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去了。事实上，法理学、法史学、比较法、国际公法乃至外国法，对于基层法院的法官来说，掌握了这些知识虽然没有坏处，但几乎都是一些‘屠龙术’。相反，众多实体法的知识，有关司法的众多惯例、规程和规范则是法官须臾不可或缺的。”
董宪章说：“张院长说的在理。他说，我国法院目前还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关，社会上各类纠纷的处理方式也很多，党委机关、政府机关、人民团体、群众团体都有调处纠纷的职责，参与综合治理工作。说白一点，我们法院现在除了立案、受理、开庭、判决、执行之外，还要在地方财力不足时靠收费来养活自已，就是人大代表反对而又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的‘以案养案’问题。正如前面所说，我相信十年八年以后，或者更早时候，法院的经费可以得到全面保障，也叫‘吃皇粮’，到那个时候法院不用靠创收过日子，但在现在，我们仍然要求办案人员完成收费任务，确保法院不会关门。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任务。”
董宪章说：“张院长说得务实。张院长跟我谈到人才与环境的问题。他说，一个法学博士到了基层法院可能不如一个政法学校毕业的中专生。法学博士臂如对挪用公款犯罪颇有研究，他只是对一千多个法律当中的‘刑法’十大总罪当中的‘贪污贿赂罪’四百多条罪名当中的‘挪用公款罪’有着深入研究，但在基层法院挪用公款犯罪可能只有少许几件而且简单极了，不用研究人家就判下去了，而且干脆利索，没有后患。就象乡村需要的是赤脚医生而不是医学博士，赤脚医生内科外科五官科妇产科什么都懂一点，能医就医，不能医就帮着送大医院。如果是医学博士，农民不会看着你的研究方向患病，歪打正着病的正是你的专长也会因为没有医疗设备而终止下来，死的更快。举上面例子说明，在我们现在的基层法院尤其是农村基层法院，疑难复杂的案例并不多，真正遇上，只要向上级法院对口业务庭一问就解决了，只要具备相应的中等的法学专业知识，又有一定的司法工作经验，大多数人能够胜任。这一点，我深有体会。说起一般的立案审查，没有多少人当得了告诉申诉庭的妇联调过来的钟莲英审判员，说起一般的开庭举证、质证、认证，没有多少人比得过民事庭的高中毕业招干进来的曾安明副庭长，说起一般的裁判文书制作，没有多少人写得过刑事庭的警察学校毕业的*忠助理审判员，说起开庭笔录，没有多少人超得过经济庭的临时招聘的黄小丽书记员。他说这些就是要告诉我，在法院工作的这些人也可以从容应对当前法院所面临的各类纠纷，我们法院一般人都能胜任本职工作，这不存在学历高学历低的问题。当然，再过几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我们的法院随着新型案件的出现，随着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可能会对法官的任职资格要求提的更高，这也是正常的，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足为奇。张院长说，把我调到法院，是有充分考虑的，就是想要我在法学理论研究和疑难案例研究方面有新突破，人家做不到的我能做到，这才是水平。大家都能做的我再去比拼，显然没有优势，也难见绩效。经张院长一点拨，我后悔自已以前太懒，太少动笔。想不到张院长对事情看得那么透彻。张院长确实不简单！”
董秘书急于说话，几次被唾液噎住，最后总结说：“张院长原来是非常平易近人和霭可亲的领导人，怪我自已有成见。能在他手下做事，我的幸运。”
凌子鼐安慰说：“世上还是好人多。”
“不，”董秘书又显出了不怕得罪人的本色，说：“刘月亮就不是好人。我和他是高中同班同学，在学校里就合不来。我是全县高考文科状元，进了名牌大学，家里苦，我中学的女同学现在的妻子高考落榜后托吃商品粮的福安排到县城关供销社上班，她缴我读完大学，我四年毕业后就回来娶了她。刘月亮只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