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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城市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一大批中学生离开了城市，前往农村和边疆地区插队落户。据统计，仅上海地区就曾有一百零九万学生去了各地农村，北至黑龙江、内蒙古、吉林，南至云南、贵州和江西等地。
我们几个要好同学本来约定，要一起去黑龙江军垦农场。我报了名，却没有被批准，是政治审查没有通过。由于具体情况是不告诉本人的，所以我一直以为我是因为“海外关系”被拒，我有个住香港的大伯——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情况远要复杂。
最后，我是去江西农村插队落户。我出发时； 寄出行李上写的地址是：“江西省清江县山前公社西塘生产大队叶家村生产队。”
我是从上海郊区的彭浦车站出发的。那个时期，上海每天都要发出数十辆列车，专送上海知识青年去外地。为了解决这一突发的运输压力，上海政府就在郊区设立了个临时火车站，也就是芦席棚搭起的简陋亭子，专用于发送知青列车。
我是1970年3月15日离开上海的，当时情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那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爸爸、妈妈、姐姐和妹妹一起去车站送行。我们一早出发，赶到那里时，发现整个车站已挤得水泄不通。即将离开的都是些十几岁的年青人，而送行的则是家人、亲戚和朋友。
一个老太太抓着个女孩，似乎是她孙女，声嘶力竭地哭喊着，死活就是不让她上车。车站工作人员强行把她拉开、拖住，才使那哽咽着的女孩子登上了车。看着那捶胸顿足的老太太，我妈妈已红了眼睛，我觉得心里酸酸的，就先上了车。
火车缓缓启动了。就在那一瞬间，人群中不约而同，齐声爆发出嚎啕大哭声。那一片哭声是那么地突然、那么地整齐，就如同在交响乐演奏中，当乐队指挥手中指挥棒猛然向上一挥；一下子就进入乐曲的最高潮。那真是个悲壮的场面——却也有悖于伟大领袖的教导。我坐在车厢的座位上，周边的许多男女学生都已哭成了泪人。
我们这列火车是额外增加的，得给其他列车让道，所以比慢车还慢。一路上开开停停，爬了二十几个小时，我也是时睡时醒。到了第二天下午，火车停下来了，听说到目的地了。我与大家跑出了车厢，发现那是一个极为偏僻的小车站，再看了车站的标志，知道是“临江站”。
下车后就看到一群群的乡下人，皮肤黝黑，衣着粗陋，有些拿着扁担，有些带来了手推的独轮小车。那车是我首次看到的，所以觉得很新奇。那些围上来的人都是地方上的干部和农民，专门来接我们的，我们要找到自己落户地点的接待干部。西塘大队还安排了一辆拖拉机来接人，我们这一行共是十五个上海人，七手八脚地把行李搬上拖拉机的拖车，也就都爬上了车。
我还注意到，不是所有单位都派了车来接人。有些来人只是肩挑背扛，带上了行李，领着他们的知青，徒步离开了。我还颇为自得，他们是靠“11号车”（指走路），而我们却有八个轮子的车来接。
后来才知道那些步行下去的知青才更为幸运，因为他们分配在离铁路要道较近的村子，交通方便，经济也比较发达。而我们下放的村子很远，离临江车站，走公路有七十多里路，走山路也有三十多里地。交通不方便，经济也更落后。
站在拖拉机的拖车上，抬眼展望，都是丘陵地带，是那种猩红色的红壤地，一路上所看到的也就是稀稀落落的松树和小灌木丛。在那贫瘠的土地上，只有这些生命力顽强的植物才能生存下来。所谓的公路也只是两条平行的车轱辘道，是由机动车轮子长年行驶压出来的痕迹。
可是，搭拖拉机是与乘公共汽车完全不同的感觉。那车轱辘道在高低起伏的山坡上绕来绕去。拖拉机也在山路上绕来绕去，它拉的拖车更是颠簸得不行。我们紧紧地抓着扶手，被甩得晕头转向，有些女孩开始呕吐了。最后，拖拉机终于到了我们的下车地点，湛溪镇。
小韩，一个长得很妩媚的女知青，气愤地在抱怨：“这种鬼拖拉机，今后再也不要坐了。”——那时大家尚不知道，以后若能搭到拖拉机，就该感到幸福了。我们那里没有公共交通，外出只能到光华山林场去搭便车。那里常有拖拉机外出跑运输，但是否能搭便车，那就要看司机的心情，且还要看他的脸色。
湛溪镇还不是目的地。我们十五个知青被五个一组地分到三个村子，离那镇上还有几里路。各村来接人的干部和农民早已在等候。上海知青们刚彼此结识，就又要分开了。大家挥手告别，并约好要互相走动，然后又上路了。
与我一起下放在叶家村的是小谢，还有三个女知青，小韩、小邹和小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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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十七岁（2）
小谢是我们大队上海知青班的班长，68届高中生，所以比我大三岁，瘦高个儿，方盘脸，穿着深蓝色的咔矶布中山装，很有干部架式。一路上他很活跃，见到来接我们的生产队会计叶钱儿，就主动上前握手寒暄，显得很善于打交道。
从湛溪镇到叶家村，约为五里的山路。农民们把我们的行李装上了独轮手推车，推着吱嘎、吱嘎地上了乡间小道。
我对那手推车很有兴趣，也想试一下。农民们指点我：先微弯下腰，背上车背带，两手各抓一边的手柄，再挺身站起身来，推着车向前走。可我才走上几步，就跌跌撞撞，差点摔倒，赶紧歇手——但不久后，我能用这小车推着四五百斤的货，走上十几里路也不算一回事。
到了叶家村，已是下午四点多，村里的老乡已准备好了。他们帮忙搬行李，安顿我们住下，又是欢迎，又是问候，非常热情。最后，我们在厨房的饭桌边坐下。桌上的大碗里装着菜，堆得满满的，盖在上面是厚片的腊肉，而下面就都是蔬菜了。
我们在吃饭时，感到很难堪，因为周围站着一圈小孩，看着我们吃饭，睁圆的小眼睛中流露出渴望的神色。突然间，小郑，那个脸蛋白净的上海女孩，激动地用上海话喊了起来：“哦哟！这么肥的肉，猪皮上还有未拔尽的毛，恶心死了，这怎么能吃呀？”但不久后，她们就不再会那么讲究了。
按习惯，我们把吃剩的肉皮和骨头在桌面上留下一堆。做饭的农妇示意可以扔到桌下，我们照做了，马上就听到桌下汪汪的狗叫声，低头一看，那些张牙舞爪的狗东西们，为着争夺肉骨头而打架。毛茸茸的身体在我们腿间钻来钻去，吓得大家连腿都不敢动一动。
第二天，我就主动要求参加劳动，其他几个知青也跟来了。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那漫长的农村生活，所经历的艰辛困苦，无法一一言尽。但是，我们尚算比较幸运的，其他有些地方的上海知青还更为悲惨。
万里长征始于足下
当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每一公社下辖数个生产大队，再下面就是按自然村组成的生产队。生产队是基本的生产和核算单位，组织农民参加集体劳动，并“按劳分配”，发放劳动成果。
江西农村以种植水稻为主，普遍推行双季稻生产。但因为属于偏冷型的亚热带气候，适于农作物生长的温暖期比较短，所以每年春暖之际，要尽快地把早稻秧苗插下去，以获得足够的水稻生长期，才能有良好的收成。这就是俗语所说的：“一年之计在于春”，所以春插季节的劳动，是分秒必争，极其繁重。
到叶家村后不久就开始了春插农忙。我们也与当地农民一样地出工、收工，参加生产劳动。挑担、拔秧、插秧、锄地、砍柴、挑水等农活，对我们都是新的挑战。农民们挑着重担在田间小路上健步如飞，可我们连空手走路都会滑下水田去。但由于努力，我们适应得很快。
在江西的上海知青，都经历过水土不服阶段。到农村后不久，全身长出了很多红点，像疹子一样，很痒，然后就转化为水疱，破了以后就流出黄水，痊愈后不久，又长出新的疹子。这样地长好了又发，断断续续，要到两年后才会适应。记得我有一次回上海，去公共澡堂洗澡。那里大伙都是赤身裸体在冲洗，旁边那个不相识的小伙子，我看了他一眼，他也看着我。我问：你下放在江西的吧？他点了下头，说：你也是吧？我们会心地笑了——我俩全身都是点点斑斑，疤痕累累。这是上海人在江西农村生活过的铁证。
我少年时很害羞。一次，西塘大队组织上海知青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