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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octor of Philosophy）。 那时那刻，我百感交集。我在博士项目中度过了六个寒暑，那是一条极其坎坷的路。其他一些人，在类似的情况下，也许就放弃了。美国有个统计数据显示，进入博士项目的学生，百分之六十以上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中途放弃了。这条路太长、太难了。 还有些人修完博士课程后，却无法完成博士论文，最后没有拿到学位。英语中还有个专门的缩写语表达这种情况，叫ABD （All But Dissertation）。我数次碰到这样的同行，但从自身的经历知道，他们不一定没有能力，也许是不幸地没有遇到一个好的导师，又没有特别的毅力和韧劲，无法在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结果功亏一篑了，而我只是因为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拿到博士学位，只是美国生存的第一关，就业才是更重要的。那一年，正好碰上美国的经济衰退，高等教育的就业市场很差。但我最后找到了大学的教职。那是个以教学为主的学校。应该说，我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那时一些美国人都找不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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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来的荣耀
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思想来自我交给崔教授的学期报告——那个只得到59分的报告。他不满意那个报告，对我的论点基本否定。 但我没有放弃，一意孤行地把那个研究课题做了下去。其实，我下意识地已感觉到那是领域的一个突破。但是，在崔教授的无数次打击下，我已没有很多自信心了——那该不是我“自作多情”，在苦熬多年后，对自己的研究产生的自恋情结吧？ 无论如何，我还是把我的博士论文送交了国际商业学会（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去参加1993年的最佳博士论文比赛。该学会是国际商业领域最具权威的学术组织，每年都会举行一轮国际性竞赛，以选择出一篇最佳博士论文，在那年完成的所有国际商学的博士论文都可以参加，但参选者当然只会是那些自认为有竞争力者。 我参加这一比赛的动机，来自于内心深处的一种强烈愿望，我太需要一个客观的公众对我能力作出的公正评估。 我把论文寄出后，就开始等待了。两个星期后，收到了国际商业学会的信函，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但那只是一个收到我论文的标准回函。但我也被告知，我的参赛论文已送交了评判委员会——其成员都是著名学者，评选结果出来后就会通知我。 三个月后，我才收到了一封寄自杜克大学商学院的信，打开一看，写信者是亚尔？阿哈罗尼（Yair Aharoni）教授，他是国际商学领域的著名学者之一，是这次最佳博士论文奖的评判委员会主席。他在信中祝贺我，说我入围了，是三名候选人之一。但最终结果将在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上才会宣布。 这封通知函使我感到兴奋。一个月后，我又接到了阿哈罗尼教授亲自打来的电话。他要确定我能参加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并说我学校若不能报销差旅费，他们可提供资助。我在期待中，心情变得更为紧张了。不，是一种恐慌的感觉。因为我与生俱来的坎坷多磨，有过那么多次的热切期望，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极度失望——这也许是我命中注定的，我已不敢抱有太多的奢望。 会议前一天清晨，我乘机前往夏威夷。一下飞机，我就感觉到了旅游胜地的那种悠然氛围。天上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暖洋洋的热风扑面而来，路上的行人大多身着休闲服装，看起来既舒适又放松。可我是来参加国际商业学会的年会的。 会议是在洲际假日酒店举行，主办单位已安排了从机场到酒店的大巴。我登上了汽车后，不经意地回头一看，意外地，我与崔教授打了个照面。他那时已经成了中西部一所大学的教授，我们是同行了，但他还是我的老师。我极其恭敬地问候了他，但在简单地交谈几句后，就觉得无话可说了。 在三天的会议期间，我根本无意享受酒店的美味佳肴，也没有心思领略夏威夷的美丽海滩、异国风光和宜人的气候。我焦急地等待着，等待大会最后一天的全体聚餐会，那时将宣布博士论文奖比赛的结果。 会议分组活动中的一项议程就是由最佳博士论文奖的三个入围者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听了其他两人的报告后，就觉得我的研究就独创性和重要性来说，都有更大的学术贡献。我认为我应该是获胜者。可这会不会仅是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在那个会上，我们这三个入围者也互相认识了。尽管彼此开着玩笑，但都无法掩饰住心情的紧张。后来我们约定了，谁是得奖者就必须请客。 终于，熬到了大会最后一天的议程，在宴会厅上聚集着数百位来自世界各地国际商学领域的大小人物，众人都是衣冠楚楚，品尝着美酒佳肴，谈笑风生，可我的心却揪得紧紧的。在其他一些议程完成后，终于，阿哈罗尼教授走上了讲台。 他先要介绍这次博士论文奖进行的情况，然后才会宣布评比结果。我压抑着焦虑的心情，耐心地听着他的介绍，他简单地向大会通报了这一博士论文竞赛的评选过程，三名入围者的名字及他们论文的题目。这时，他故弄玄虚地停顿住了，我屏息静气地等待着。 终于，他读出了得奖人的名字，他正确无误地念出我名字的汉语拼音——Xianfang Liu。 那一时刻，我感到突然，觉得难以置信，尽管在这之前，我在内心中已做了无数次评比，与其他两个入围者的论文相比较，都觉得自己应该是最后的获胜者。
在热烈掌声中，我走上了主席台。阿哈罗尼教授向我赠送了一面镀金的奖牌和作为奖金的支票，我们又一起照了相，最后该由我作答谢辞了。我站在讲台后，环视着下面的观众，他们中有学术界的泰斗，有我的老师；有我的同事，也有崔教授…… 在那一刻，我百感交集，泪涌如泉，我已完全无法控制自己了。那时我觉得，就为这仅仅一瞬间的感觉，这么多年的痛苦付出就已是完全值得了。 博士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重要的结果是博士论文，所以一个博士的论文是衡量其学术质量的最重要标志。今天，在经过多年努力后，我的研究结果能为我所在学术领域的最高权威机构所承认——这是一个终身的荣誉。
这一奖项对于我，更是至关重要。因为我的自信心，在崔教授摧残下，几乎已荡然无存了。可在那一刻，这些学术权威对我研究成果的肯定，不仅是承认我的努力和能力，也是对我的公正鉴定，使我重新确立起了自信——从此我不会经常地自责，也不必把自己的挫折归咎于无才无能。这一荣誉使我找到了自我，也增加了我继续努力的勇气和信心。 至今我是获得过此殊荣的两个华人之一，却是唯一的中国学者。在会议结束后，上来祝贺的众人中，有位来自香港的周教授，她握手祝贺时说：“你为我们中国人赢得了荣誉。” ——至于崔教授，除了从机场去酒店路上的那一次，我就再没有遇上，因为那个会议规模太大了。但我在那里结识了他学校的另一个教授，在离开前又巧遇上她。她提起了崔教授，说那次宴会后，崔教授就到处告诉别人，我是他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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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是而非的唯意志论
受挫后仍不气绥，仍然坚持一次次去努力，那是以一百次努力去撞那百分之一的机会，最后才如愿以偿了。所以，我能够实现，归根结底，是因为没有放弃。 无独有偶，今天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唯意志论的思潮。那些成功学和潜能大师们，在推广他们理论时，极其强调“暗示”、“潜意识”的力量，“自信的奇迹”等，其本质表现为这样的奇迹创造模式：“意识→实现”。
他们说，只要有强烈的意愿，坚定的信念，去思念，去想象，去充分运用意念，发挥潜意识的力量，奇迹就会出现，愿望就可以达到。按此说法，你若想发财，就要梦寐以求，每天化一定时间去考虑，想自己怎么有钱，怎么去过有钱人的生活，等等，结果暗示起了作用，你就能心想事成，如愿以偿了（我有盒励志类的英语录音带，就是这么说的）。 这种说法在逻辑上很荒谬，难于为我们理性所接受，但却很有市场，因为它似乎印证了我们人生的体验。我以自己为例，就是以强烈的意念，“使”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实现了那很难达到的目标：领导生产队工作、上大学，读博士，以及后面会提到的很多经历…… 我也想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我命不好，运气不佳，所以才人生多坎坷，多磨难，做事极少一帆风